诸丛瑜:
我认为这种不可超越性的根源在于我们的前人做了一些框架的东西,划分了构架,我们不得不在这个框架、这个天地当中去做事情。哲学、艺术、宗教,则没有可重复的实验可以检验其对错的,不像科学那样,今后更接近事实、更理性的理论,可以有力、彻底地否定前人。
金子:
我倾向于一种神秘主义的理解。可能在冥冥之中,到了这样一个时间段,空间上遥不可及的几个地方的人都走到了人类的童年时代,同时开始思考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开始摆脱蒙昧,驾驭尚未成熟的理性驱驰于广袤无边的思维宇宙。我怀念那个人类的创造性思维迸发的时代,因为这种童年的生命力是无法被超越的。知识确实可以不断积累,但是那种新鲜的生命力是很难被超越的,那种新奇喜悦的力量是很难再出现的。
余秋雨:
说得不错。面对轴心时代,我们会突然发现自身的渺小。我们没有能力解释这一切,也无法超越那些看似童年又是成熟,看似天真又是辉煌的思维。
首先能做的,就是把它记住。记住,要放在解释之前。解释往往是苍白无力的,就像一群孩子面对着一座无法攀援的高山,我们很难解释为什么会有这座大山,为什么会是这个形态。尽管有这种无奈,但我们对高山的记忆并不会因此减损。
轴心时代的思考,世界上多个古文明都参与了,是一种“共同作业”,但在内容上又互不相同。现在远远看去,甚至觉得有一种分工。这种互不相同的早期分工,决定了多个古文明的本性,因此也决定了以后发展的不同特点。例如,古希腊文明更多地考虑人与自然秩序的关系,印度文明更多地考虑人与超验世界的关系,而中华文明则更多地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侧重,也影响了多个文明今后的路向。在这一点上,我很赞成雅斯贝尔斯关于人类至今还附着于轴心时代精神基础的观点。
八年前我与凤凰卫视的考察队一起实地历险几万公里考察各大古文明的遗址,目的就是要寻找从轴心时代开始的它们的各自脉络。几度长时期的考察,对我的冲击很大,感悟很深。原来,几千年的不同命运,很早就种下了不同的种子。
刘璇:
秋雨老师关于“种子”的比喻,使我想起了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话——只有深埋在土地里的橡树种子长成橡树时,我们才能发现它的本质。当时同一时期,不同文明的三种不同思考方向可能相当于橡树种子,只有等了两千多年之后它长成了橡树,我们才发现,原来它是那个样子。谈到我们现在怎么办的问题,我觉得就是要互相取长补短,我们的前辈已经在向着这个方向行动了。所以我们才有西学东渐,才要去理解印度的宗教。既然各有所长,各有特色,就需要各个文明之间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增进交流,相互取长补短。杜维明说现在我们要进入“新轴心时代”,各大文明之间要互相对话,互相理解,这种交流将是意义非凡的。
王安安:
秋雨老师的一番话,无意中也解答了我很久以来的一个困惑。外国媒体总是报道部分中国出境游客不讲公德,我就很不理解:我们是礼仪之邦、文明古国啊,我们的各种繁文缛节,只会比别的文明更发达更全面更细节,怎么会遭到这样的指责呢?可能是我们确实从“轴心时代”开始就一直在过度地研究周围的人际关系,而不太在乎没有直接人际关系的公共空间,因此反而失去了人际关系之外的公德。有些时候这种自我编织的人际网络甚至让我们自己也感到压抑。所以在没有人际关系的场合,比如说去国外旅行,就会让我们压抑的神经忽然解放,我们就把一切礼仪的束缚都抛在脑后,甚至忘记了遵守最基本的礼仪小节。
余秋雨:
当然,我所说的不同文明的路向,不能直接地用来解释各种生活现象。现象未必是本性的外化,不能牵强附会。
近几十年来,很多学者喜欢撷取一些社会现象快速归纳出结论,看似有据,其实武断,并不足取。
我不希望大家像前辈不少学者那样泛论东方西方,空谈中外差异。这种以偏概全的急躁,可能是一种学术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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