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从今天开始，我要花费较多的时间与大家一起讨论中国文化史上另一个重要人物，他就是司马迁。他不仅仅是一个杰出的史学家，而是一个改变了我们所有中国人的人。是他，使每一个中国人成为“历史中人”。
中国有一套完整的《二十四史》，过去曾被集中装在檀香木的专门书柜里，既气派又堂皇。这套卷帙浩繁的史书所记朝代不一，编撰人员不同，却有相同的体制。这个体制的设计者，就是司马迁。因此，我们也可以把他看成是《二十四史》的总策划。
有了他这个起点，漫长的中国历史有了清晰而密集的脚印。这个全人类唯一没有湮灭和中断的古文明，也有了雄辩的佐证。但是，正当我们一次次为这种千年辉煌欢欣鼓舞的时候，会突然安静下来，像被秋天的凉水激了一下，使我们清醒，因为我们看到了整部历史总策划的身影，那是一个脸色苍白、身体衰弱的男人。
他以自己破残的生命，换来了一个民族完整的历史；他以自己难言的委屈，换来了千万民众宏伟的记忆；他以自己莫名的耻辱，换来了华夏文化无比的尊严。
司马迁的《史记》写了十几年，如果再算上修改的时间，大概是二十年。他父亲是个太史令，已经开始在做这方面的事情了，后来司马迁继承了父亲的事业。他二十岁就开始了考察，走了很多很多的路，就在他准备把考察和思考的结果一一写下来的时候，突然遇到了一场重大的人生灾祸。
这场灾祸让我们这些后人听起来十分痛心。但是，和一般模式不同的是，这场灾祸的制造者并不是一个卑鄙小人、阴毒昏君，而是另一个伟大人物，那就是汉武帝。
请注意，在历史上，伤害伟人的并不一定是恶人、小人，而很可能也是伟人。这是巨石与巨石的撞击，大潮与大浪的相遇，让我们在惊心动魄间目瞪口呆。汉武帝无疑开辟了重要的时代，以至于今天的中国人想起他也还会精神振奋。汉武帝年纪轻轻就登基了，他不能忍受前辈皇帝只能用汉族的一个一个的女子，以公主的身份与匈奴和亲的方式去换取北部边疆的和平。他觉得对一个民族来说，这很屈辱，而且事实上这样的和平也很脆弱。他想用武力来问一问，我们到底还有没有另外的力量？因此他开始不断地打仗，在位五十四年，差不多打了五十年。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汉武帝实在是做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人类的一切大文明，都会遇到野蛮力量的围攻。最终胜利的，大多是野蛮。因此，真正的大文明必须选择最有效的防范措施。中华文明当时遇到的最大野蛮力量，就是匈奴。对匈奴，秦始皇的对付办法是筑长城，汉武帝的对付办法是战争。否则，匈奴一旦入主中原，很可能是文明的消解。后来匈奴被中华文明驱赶到西方去了，伟大的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就与他们有关。你看，罗马文明，连带着希腊文明，就此灭亡了。因此，汉武帝功不可没。
那是个英雄的时代，开疆拓土，平定边境，凯歌和悲歌交织，锋芒和粗砺俱现。英雄时代的逻辑与平常时代是不太一样的，司马迁的悲剧也就是英雄时代的悲剧。
对于司马迁悲剧的具体情节，我想大家都已经知道，我在《历史的母本》中也已经作过系统论述，今天就不在这里重复了。我只想说一说我对司马迁的总体评价——正是这个在油灯下天天埋首的“刑余之人”，规定了中国人几千年的历史意识、历史责任、历史规范。他使我们所有的人，都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家谱。
王安安：
我听到有一种说法，说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历史”就是他们的信仰，中国人追求“不朽”靠的是“青史留名”，避免的是“遗臭万年”。
余秋雨：
我很喜欢这种说法。不是“宗教的历史”，而是“历史的宗教”。历史被拟人化为一个生命，能看到一切、裁判一切、奖惩一切。这个历史，就具有亚宗教的人格力量。不错，历史在中国，不是太追求真实，而是追求着一种裁判和被裁判的权力。
不管是帝王将相，还是侠客游士、文人骚客，他们在做每一件大事的时候，都觉得自己的脑袋后面有一枝巨大的史笔，会记述自己所做的一切。这枝史笔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历史，从正面来说，这枝史笔传达了一种有关人间正义的基本界限。
我想对大家提一个问题。也有人说，在司马迁之前，《春秋》和《尚书》其实都已经开辟了修史的传统，那么司马迁在这个传统当中，究竟有什么特殊地位？他对后来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和走向，有什么特殊意义，其中有没有负面意义？
王牧笛：
我觉得司马迁的特殊地位在于他是一个史学体例的开创者。在他之前，孔子赋予了历史一种功能，就是“以史言志”，比如他写《春秋》，是把某种自己的志向和理念融入到历史的记录当中，分辨善、恶、褒、贬，判断是非。司马迁把孔子的功能追求规整化为一种结构性体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