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这种创作风尚的原因，与时代有关。豪迈或哀愁的诗情已被那么多大诗人释放完了，即使没有释放完的，如果再释放出来也显得重复了，也不真切了。为什么会不真切呢？因为整个社会已被门阀政治分割，宏大的感觉已不复存在，或者说，已成为一种记忆，一种幻想。因此，尽管很多二流诗人还会模仿前辈，而一流诗人则必然转向自我，转向独特，转向那个与社会共同话语脱离的深秘领域。这里，文学建立了一种新的自信：即使不涉及社会共同话语，也可能创造一种独立的美。现在我们知道了，这种独立的美，也就是纯粹的美。
面对这种更深秘、更纯粹的美，我们会遇到一个被普遍误解了的课题，以为“难懂”是美的障碍。其实，懂和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从晚唐诗到当代的朦胧诗，都会让不少人觉得读不懂。其实，大家不妨联想一下，你们也会觉得秋山落叶是美的，女性忽闪的眼神是美的，但能从懂不懂的层面上来解释吗？你们为自己家购买窗帘时也会选择一些不知含义的色彩组合，而不会选择那些一眼就能看懂的鸡、牛等的图像，那又是为什么？我用这些最浅近的事例来批驳大批文艺评论家，他们实在掉在懂不懂的泥坑里太久了。
还是回到晚唐诗上来。从初唐、盛唐、晚唐的诗歌发展模式，我把它看成是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出现的三段论规程。从气象初开到宏伟史诗，再到悲剧体验，再到个人自问——这个模式，反复地出现在世界各地成熟的文学艺术的每一个发展段落中。
我们这样来讨论唐代文字，当然遗漏了很多重要人物和重要作品。例如，散文领域的韩愈和柳宗元。尤其是韩愈，在中国文化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但是，由于时间的原因，诗歌比散文更经得起隔代传递，而韩愈的文学主张我又不喜欢。在很多情况下，不少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文学现象渐渐暗淡，我们没有必要抗拒时间而把暗淡了的一切重新照亮。后代的文化史目光，应该尊重时间的选择。
对于下一个跳跃，我是以一个问题开始的。我们现在要用一个唐以后的人，具体说来是在唐朝灭亡三十年之后出生的人，来作为唐代诗歌的回响。我把他看做是唐代文学最抢眼的余光。你们能猜出这是谁吗？
王安安：
当然，李煜。
余秋雨：
当然，李煜。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诗人，他的帝王权位和他的文学成就，如此矛盾地并存于一身，在世界文化史上都是奇迹。
李煜在文学上的最大贡献，在于为中国诗歌的一种重要体裁——词，树立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李煜把词从民间演唱上升到了士大夫的艺术等级，进入到了高贵领域来呼唤高贵。事实证明，在他之后，这种文学体裁可以无愧地与楚辞、汉赋、唐诗比肩了。甚至有人认为，辛弃疾、李清照都只是李煜的余风。作为一个无能的帝王，他在生活中是那样地多愁善感，那样地风花雪月，那样地无奈，但是他的词却是豪放派的，即使在悲哀的时候也是一片故国山河，而且语言干净利落，晓畅明白，直达人心。在政治领域，他无所作为，但在诗词领域却是一个真正的大家。
皇帝或者政治家中也有喜欢写诗的，有些也写得不错，如刘邦、赵匡胤，因为他们的生命力很强健，直接体现在文化形象上也豪迈可喜。如果要在帝王的诗作中作一个优劣排列，我说过，即使是曹操的儿子曹丕也只能是第二名，第一是李煜。
李煜做皇帝的糟糕程度，几乎是让人生气的。他做的有些事情是不可容忍的，例如害死了很多直言的人。在军事上更是乱成一团，完全不知道怎样去面对赵匡胤已经建立的宋朝。赵匡胤劝李煜投降，答应在汴京给他造宫殿，李煜完全不能审时度势，不知道该怎么办，直到赵匡胤觉得他实在不听话，就只能打了。渡江的时候，宋军把船连在一起将整个长江贯通了，部队浩浩荡荡地过了江。但李煜身边的几个知识分子告诉他，看遍中国的历史书，没有把船排起来过长江的例子，李煜就放心了。结果他很快就被宋军包围，后面的情景可想而知。
投降的场面很屈辱。上身要全部裸露，跪下来接受宋军对首都的占领。然后坐着船，在雨天北行，到现在的河南商丘这一带再转道汴梁，即现在的开封。在那里，赵匡胤举行了隆重的受降仪式。所有李煜带来的大臣、官员全部穿上白衣服，慢慢地朝着受降台走去，齐齐下跪。赵匡胤以非常高的姿态说，我们现在终于走到了一起，宋朝在文艺上有点弱，李先生的词写得不错，需要你这样的人才来带动文化的发展。这要按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让李煜当了个挂名的文联顾问。
赵匡胤还封李煜为“违命侯”，因为李煜违反过他的命令。说起来，赵匡胤也算是中国历代统治者中特别尊重文化人的一位皇帝，他也知道李煜的文化价值，但他实在太不喜欢政治上的李煜了。这不仅仅因为李煜对抗，对抗还能引人尊重，而是李煜在赵匡胤眼中根本是一个游移、无信、阴涩的政治人物，因此要用政治手段加以鄙视和污辱。在这一点上，李煜的两重性引发了赵匡胤的两重性。
但是，直到这个时候，在政治上已经什么也不是的李煜，仍然是雄视千年的文学家。我们随口背诵一下他的《浪淘沙》吧：“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写得真好。
再背诵一下他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他善于捕捉最典型的图像，又善于运用最贴切的比喻，结果一气呵成，一字难改。
从李煜的词，我又联想到，他在还没有败亡前，曾派画家顾闳中去刺探韩熙载的生活情况，结果产生了《韩熙载夜宴图》。从政治上着眼，这是一个愚蠢可笑的举动，但从文化上着眼，却在不经意间酿造出了艺术杰作。这与李煜本身的杰出词作的产生，出于同一规律。
李煜的经历告诉我们，杰出的艺术常常是人格分裂的结果，甚至是政治荒地上的野花。一切都志得意满的人，很难在艺术上成功。
李煜的经历还告诉我们，后人不要因为读了哪位创作者的优秀作品，就对他的全部行为系统进行不切实际的肯定和卫护。艺术家只是艺术家，让他们从政很可能导致彻底混乱。我们不能把艺术上的好感和恶感，推衍到其他领域。诗人很浪漫、很自信，以为自己什么都能做，其实他们真正能做的事业也就是写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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