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即使不是艺术家，不是名人，也可以有多种奇特的生活方式。这不可耻，可耻的是偷窥他们，又容不下他们的人。大而言之，一个把平庸的一致当做生态标准的民族，是可怕的。
至于你所说的李白喜欢喝酒，海明威站着写作等，根本说不上奇特，而是很正常。艺术家太正常是让人遗憾的，但我相信他们一定还有不少隐潜的怪异，没让大家知道。
前一段发生过一件很不幸的事情，在某个城市街边的银行旁，一个歹徒突然冲到人群里对一个女孩捅了一刀，抢了她的包就跑了。那个女孩倒在地上一直在流血，但是在这个人来人往的街头，却没有一个人理会那个女孩，直到最后那个女孩流血过多致死。我觉得这实在是一件很让人伤心的事情，不知道您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余秋雨：
这件事，是一个城市的耻辱，也是一个时代的耻辱。很多路人也许会解释，他们不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和人物关系，不便介入。但是，鲜血就是命令，生命就是命令。孟子说，看到一个小孩要掉到井里去了，任何人都会近乎本能地把他拉住，而不会问那是谁家的孩子。孟子认为，拉不拉小孩，是人和禽兽的区别。
在我看来，中国人在公共空间发生的灾难，至少有一半是因为旁观者的冷漠才造成的。这个毛病不改，总有一天大家会在更大的灾难中束手无策。
汶川地震发生后，很多社会名流、影视明星都纷纷捐款，随后网友们在网上将没有捐款或捐款较少的名人、明星列入一个个黑名单，进行抨击。您对这一现象如何评价？
余秋雨：
这种倾向使我非常担忧，因为——
第一，大爱的奉献，是不能用数字来计算和比较的，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大爱就会陷于尴尬，并大打折扣。这种行为，极有可能成为不捐助者对于捐助者的审判，结果从根本上败坏崇高的捐款活动；
第二，捐款途径多种多样，仅从网上查询，很容易搞错。我在灾区看到不少开着大卡车前来捐献的企业家，他们的捐助数量就很难查得出来。我本人捐了五十万元人民币为灾区小学建三个学生图书馆，由于我必须亲自挑选书籍和设备，就把款项交给一个工作小组来执行，这也无法在红十字会的账目上查到。
总之，我不希望把全民参与的一个伟大的救助活动搞脏。我们社会上总有一些人习惯于鸡蛋里边挑骨头，把好事折腾成坏事，大家要警惕。
现在的城市越来越像工地，不断在拆，不断地建，我们似乎难以找到安身之所，更别提心中的安稳了。请问余老师，您怎么看目前包裹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大拆大建？
余秋雨：
我们原来的生态实在太落后、太简陋了，可以用“脏、乱、差”三字来概括。因此，“现代化进程”是必须的，大拆大建是免不了的。忍一忍吧，过几年就安静了。
在这个问题上，不少文化人给大家制造了一个误会。他们总是宣称，我们是从和睦的古典社会一步跨入喧闹的现代社会的，因此诱使大家进入了一个“是古典，还是现代”的伪命题之中。
其实，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告诉大家，“古典”早已过去，至少在我曾祖父的时代就过去了。而且那时的“古典”也不精彩。后来，兵荒马乱、连年灾害、阶级斗争、政治运动，多数中国人陷于最低劣的生态之中，现在的“大拆大建”，是针对这种生态而来的。
即使被现在一批文人描绘得精彩绝伦的上海“石库门”房子，也是一种低劣生态，我长期生活其间，深有体会。狭小而阴暗的房间和楼梯，处处都可以互窥和偷听；没有卫生间，天天早上是一片“倒马桶”的呼声，整个城区臭气熏天；没有煤气，家家户户都在生煤球炉，因此臭气又裹卷在呛鼻的煤烟中，使人张不开眼……
中国民众有权利过得好一点，千万不要为了写文章而伪造和美化过往的生态。我们的前辈一直没有找到像样的安身之所，不要把我们的幼稚强加给他们。
周正龙虎照终于被裁定为是假冒伪劣产品，而围绕这个事件，上上下下一起圆谎。对这件事情，您怎么看？
余秋雨：
为假冒伪劣圆谎，大家都只在乎好听而不在乎真实，这是我国近二十几年来最严重的文化痼疾。我曾惊讶：为什么有关我的全部谣言都能在媒体上一一得逞，而大家都对真实不感兴趣？时间一长终于明白，假冒伪劣已经成了上上下下的一种心理惰性，这便是让我们痛心疾首的一种“文化”。
在这种文化的弥漫下，我们没有对真伪界线的敏感，没有对虚假扮演的警惕，一旦发现疑点也缺少实证机制和驳伪机制，我们甚至找不到脱伪返真的基本程序。我认为，假虎照事件的被揭穿，是一个偶然事件，中国文化战胜假冒伪劣的功能至今尚未获得。
我们未必喜欢假，却已经习惯于假。终于，习惯也成了喜欢。“假作真时真亦假”，那么，就让真实去承担“虚假”的恶名吧。
对这个现实，我非常悲观，并坚信在我的有生之年，看不到曙光。
我们国家很多城市都已经进入到一种高速发展的时期了，我们往往可以看到，一方面是大量的古迹被以很快的速度消灭掉了，另外一方面，一些投资巨大的、规模堂皇的仿古建筑又被建设起来了。您对这个现象是怎么看的呢？您认为在城市发展当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余秋雨：
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意思：一、古迹必须保护，但也不能把古迹的范围无限扩大，对于保护的项目、内容、数量、范围、方式都需要经过严格的专业论证；二、对于仿古建筑，不能加上“假古董”恶名一概反对，这是现代建筑学家撷取传统风格进行再创造的美学权利，但要力求提高等级，体现整体气韵。
城市建设是专业化要求很高的事情，已经建立了很多国际公认的技术标准和审美标准。对此，城市领导者不应该越过专业意见而武断决定，也不要对于传媒间那些非专业人士的议论过于在意。很多民众和那些喜欢发表意见的文人对于当代建筑的走向非常陌生，多数意见偏向于街坊戏谑式的保守、坐井观天式的幼稚，他们应该获得高层次的专业引领。
2008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家似乎都在盘点三十年来的得失，对于这三十年来文化方面的发展变化，您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
余秋雨：
这三十年，在经济上发展很好，在文化上问题很大。八十年代还不错，九十年代之后问题越来越严重，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假、大、空”的排场文化盛行，并互相攀比，对民众和领导产生普通误导，以为这就是文化繁荣；
第二，文化体制改革速度缓慢，完全不能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提并论，在主流文化领导部门和作协、文联等机构，基本上看不出体制改革的任何大动作，只有近两年才在出版体制改革方面有所动静；
第三，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复古主义甚嚣尘上，并越来越走向极端，严重抑制了已经急不可待的文化创新；
第四，大量纸质传媒中的文化版面在精神品质上严重滑坡，在很大程度上已沦为冒充民意、伪装正义来攻击文化创造者的阵地，由于这些传媒的官方背景，致使目前在全国范围内文化磨损机制已远远超过文化创造机制；
第五，文化立法严重滞后，对于打击文化领域的盗版、诽谤、诬陷依然乏力，结果，二十年来文化名家出现的比例小而又小，即使出现了也处于随时可能被扑灭的状态。
前段时间曾经有人声称他要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不知道秋雨老师是否赞同这种观点？
余秋雨：
我理解他的善良意图。在中国，富裕虽然令人羡慕却缺少话语支持，贫困虽然令人同情却缺少实质帮助。因此，“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说法，很有针对性。
但是，如果把这两句话进行理论琢磨，就立即显得简陋了。天下看来最不需要你办事的地方，一定还有难办之事；天下看来最不需要你讲话的地方，一定还有难言之痛。那么，官员的宿命就只能是：随说随办，无论贫富。
请问秋雨老师，对于京城的一些新的地标项目，比如说鸟巢、水立方以及中央电视台新楼，您的观感如何？梁思成先生如果活在当下，一定会感慨北京城城将不城，因为长安街一路走过，可能就是万国博览会，您如何看待这个老城里出现的光怪陆离的各类现代建筑呢？
余秋雨：
我在建筑上的观点与你不一样。作为一个大国的首都，有资格走在世界现代建筑的最前沿。梁思成先生如果活在当下，也会赞成。
对一座伟大的城市来说，最好能留下一些昔日的记忆，但更重要的是展现面向未来的活力。
一位教授在论述自由这个话题的时候，他首先解释了理性，他把人类的理性分为两种，第一种叫科学思维，第二种我们姑且叫它意志，或者叫私性，然后他就谈到宗教信仰，有一些知识分子公开地宣称自己是什么什么教徒，实际上这构成了对人类理性的压迫的一种可能，或者是对人的自由的干涉的危险，我不知道您觉得是不是这样的？
余秋雨：
我不赞成他的看法。一个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公开承认自己的信仰，不会构成对他人自由的压迫和干涉。时至今日，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数越来越多，每个人的话语权越来越小，真正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集中在政治界、企业界、娱乐界、体育界，几乎挨不到知识分子的事。有少数知识分子由于专业原因出了一点名，也根本没有获得一个健全公民社会中“公众人物”应有的基本权利，也就是说，他们从来不具备独立的、不可替代的社会影响力。因此，我劝社会各界，不要再以夸张的手法在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中伪造这种幻想式的“公众人物”。中国知识分子如果自己也这么幻想，那就比堂吉诃德还可笑了。
中国人不仅有一种彩民心态，还有一种评奖的心态，特别关注评奖，尤其关注诺贝尔奖，屡次有学者指出这个奖更多地关注了实验性的科学，技术性的科学，没有关注基础性的科学，比如像数学没有放进来，还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斯德哥尔摩式的傲慢与偏见，那么您如何看待国人现在如此热捧诺贝尔奖呢？
余秋雨：
中国人关注诺贝尔奖的热忱，并不大。你所说的学者议论，人数很少。任何奖都有自己的局限，议论议论它也是可以的。至于国内评奖，倒是有点过热。但那是**有关部门在做最无奈的表面文章。你稍加观察就会发现，那些大有作为的行业和部门从来不热衷于评奖，评奖最起劲的，往往是一些比较尴尬的角落。
近日颁布了2007年作家财富榜，郭敬明名列榜首。您作为两次都上榜的畅销书作家，如何回应“中国作家不是富，而是太想富”的说法？
余秋雨：
据我多年观察，并没有见到过“太想富”的中国作家，却看到了大量“太想富”，而且已经真正富起来了的盗版者。还有一批嫉妒作家稿费收入而天天口出恶语的评论者，他们的嫉妒证明他们也是“太想富”的一群。
真正的作家如果“太想富”，成天绿着眼睛东张西望，一定写不出像样的作品。所以，我认为真正的作家反而是当代中国想富想得较少的一群人。
我的书畅销，但稿酬收入一直不多。除了盗版集团外，那些正式出版社也大多对稿酬的问题漠然以对，几度查问都没有回应，让你觉得再问下去很没有格调。有的出版社，则一次次以请客吃饭、赠送画册等等搪塞过去。我自从二十年前辞职后，只保留单位最低的基本工资，我妻子在八年前就被迫失去了工作。我们又有两个家庭需要照顾。幸好，我们两人生活非常简单又从来没有雇过保姆，因此靠着那点稿酬，日子还过得不错。
当然，我知道二十年来一直在盗我版的那些书商过着广宅深院的豪华日子。为了防止我追究，他们还每隔几个月雇人在网络、传媒上大造一番谣，使我即使追究也失去了正义。那怎么办呢？没办法，听任他们过好日子吧。
有学者的名片上把“博士生导师”写成头衔，被某国际学者戏称为：就像一个扫厕所的工人自我介绍时说，我是负责刷马桶的！您怎么看待这件事？
余秋雨：
这确实有点可笑，但已经成为习惯。中国的名片头衔中有很多好笑的内容，例如“副局级巡视员（本单位没有正局级）”，后面这个括号就很有趣。又如，很多演员的名片上都印着“国家一级演员”的头衔，我一直弄不明白“国家”两字放在这里是什么意思。是指自己属于官方？还是指自己经过国家级的评选？这显然不可能，“国家”没有这么一个评选机构。更奇怪的是，我怎么从来没有看见谁在名片上印“国家二级演员”？我在北京还得到过一张名片，上面印着“世界文艺家协会主席”，这倒比较轻松，因为是“世界”，没有哪个国家能审定他。
听说还有“国家一级作家”的称号，那就更滑稽了，不知是谁评的。我想，如果哪个出版社敢于出一套“国家一级作家丛书”，哪个剧场敢于组织几轮“国家一级演员专场”，那肯定要让国家大大贴一笔钱了。哦，原来“国家”的含义在这里。
您在5·12地震之后写作《含泪劝告请愿灾民》的初衷是什么，您又如何面对误读与质疑？
余秋雨：
5·12地震后，我与国内一些“文化人”产生了严重的观念分歧。他们认为：一、这次地震是上帝对中国人的谴责；二、发生的原因主要是人祸，而不是天灾；三、倒塌那么多房屋，主要是建筑质量，因此灾民必须把地震现场当做控诉官员的现场；四、死亡人数、救援、捐款，都带有很大虚假性。
我认为：一、这明明是天灾，不是人祸；二、十三亿中国人没有做错什么，没有理由受到谁的惩罚；三、这么高的地震级别，倒塌房子已经不是“建筑质量”所能解释的了；四、在这次抗震救灾中，中国的**、军队、官员，表现得都不错。
这种严重分歧，我从一开始就已经用多篇文章与他们反复辩论。后来，看到有一些遇难学生的家长在请愿要求惩罚建筑承包商和相关官员，我的辩论对手们兴奋异常的时候，我就对那些家长作出了劝告。我知道那些辩论对手一定会在网站趁机闹事，诬陷我“反对请愿”，但我出于良知，不能不发言。我发表的真实意见是：
第一，呼吁**部门虚心听取这些家长的意见，尽可能保留废墟证据，以便以后做法律鉴定。但我又告诉灾民：由于这次震级实在太高，倒塌房屋实在太多，抢救过程中翻动实在太大，要对倒塌房屋的建筑质量做出法律鉴定很不容易，不能急；
第二，堰塞湖随时可能决堤，几十万人都在紧急转移，灾区防疫又是火烧眉毛的大事，我请求家长们出于安全考虑不要继续挤在那里请愿了，应该把法律的事交给律师来解决；
第三，同时我又责斥那些挑唆者：你们要反对**，完全可以换一个地方，换一个时间，为什么要唆使这些可怜的父母充当你们的政治棋子？你们还有人道底线吗？
果然，我对家长们的劝慰立即遭到这几个人的围攻，很多网民不知事情真相，也以为我在反对家长请愿，跟着他们一起声讨我。但我心里非常清楚，我做得一点儿也没有错。我本来不太关心政治，经过这件事情终于明白，那些以文人面目出现的政客实在太邪恶了。他们居然诅咒十三亿中国人遭受天谴，试图抹杀一切抗震救灾的壮举，刻意挑唆受难儿童的家长成为他们的政治工具，都不顾这些家长的死活；不仅如此，他们又在海内外报纸上大规模就此事造谣，后来又伪造了我“假捐款”事件……至此我豁然醒悟，我与他们，不是什么理念分歧，而是本性上的敌对。这种敌对关系，从“**”时我爸爸被关押，我叔叔被杀害时就建立了。我在今天能重新发现他们，使自己的人生意义更完全。因此，我会继续与他们周旋下去，绝不放过。我很可能失败，因为很少有人支持我，包括官方，包括全国传媒，但我不怕。天地间总有正义。
近来内地游客在华尔街骑铜牛，还大喊：“领导骑牛，比牛更牛！”“我们是中国人！”等口号，此事在国内造成很大的影响。很多人认为此举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的国际形象，另一些人觉得此事无关紧要，有的外国人也骑。您对此有何看法？
余秋雨：
小事情。普通中国人在华尔街的这类举止，虽然有点过度兴奋，却也没有怎么离谱，不存在“损害中国人的国际形象”的问题。纽约街上，怪事多多，大家都很随意，我还多次看到时代广场上有一些脱衣牛仔在招摇，过路人最多也只是瞟一眼，笑一下，没有什么人去查问他们的国籍，更不会觉得他们损害了什么群体的国际形象。在这类问题上，我们的心态要放松，再放松。
前几年全国高校最热的话题之一，莫过于迎接教育部的教学评估。为了教学评估，各个学校使尽浑身解数，做假教案，重改考试试卷备档，甚至为了搞迎接教评活动的晚会、欢迎领导来校而停课，耽误正常的教学，真是花了血本。同学们人人自危，上课迟到面临被开除的危险，盛传“如果你在教学评估过程中毁了北大，北大就将毁了你”。诚然，教学评估有意义，客观上改造了学校的“生态环境”，提高了教学条件。但是，评估不可能年年搞，不搞评估的这些年，楼道就可以一直脏兮兮么？迎评促“进”的进步，是真的“进步”么？
余秋雨：
中国各行业的所谓“上级检查”、“领导评估”，常常成为一种灾难，多数是自欺欺人的过场闹剧。试问，这种“评估”，曾经“评估”出一位大学者，或“评估”出一个抄袭者吗？曾经“评估”出一项真正有价值的创新项目，或“评估”出一个注定要失败的研究工程吗？都没有。有的只是一大堆秘书所制作的报表，一大堆空空洞洞的“肯定”和“希望”。季羡林先生有一次在饭桌上对我说：“这种评估，如果认真一点，即使只对全国重点高校，花一百年时间也轮不过一圈。”
有一位省委书记深知这种评估、检查对下级单位有百害而无一利，我在电视里看到他在一个大会上宣布：“全省一百二十个检查团、评估团，今天下午全部撤销，立即返回省城做正事！”我一听，在电视机前远远就为他鼓掌。
将中国的第一颗探月飞行器命名为“嫦娥”，似乎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彰显和宣传。但是，仔细想来，将中国古典文化和艺术中最具浪漫情调的意象之一，中国的阿弗洛狄特“嫦娥”与一颗没有美感的金属机器联系在一起，发人深思。现代科技其实对传统文化艺术正顺理成章地侵蚀。不仅是一种思维方式的侵蚀，甚至是文化想象的替换。“嫦娥”之类，在我们下一代人、再下一代人的心目中，就可以是某种高技术产品的意象了，泛着冷冷的金属光……这并非危言耸听……
余秋雨：
你的想法太保守了，不像你的年龄。一个古典形象的最大魅力在于超越时空，而超越时空的最佳状态是融入新的时空，而不是让新时空中的一切对自己“肃静”、“回避”。嫦娥既然有勇气飞向月亮，为什么没有勇气飞向现代？
另外，这里也存在着一种历史的幽默。我第一次看到伦敦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穿着满台牛仔服演莎士比亚，一下子适应不了，但在看了半小时之后就为莎士比亚高兴了，发现他真的有能力穿越时空，而且，我仿佛也看到他在剧场上空爽朗大笑。
你们那么年轻，千万下要成为因循守旧、咬文嚼字式的老古板。人类史上一切有价值的灵魂都是可以互相对话的，他们都会像飞天一样自由翱翔，这不是谁“侵蚀”了谁，也不是谁“战胜”了谁。这是一种互相“侵蚀”和互相“战胜”，结果指向人类的完整，艺术的永恒。
不得不说中国电影，尤其是大制作，偏爱武侠和古装戏。很多人将之归为对“童话”的回归，武侠是“成人的童话”，而我更愿意指出这些片子的一种特质——异时空。电影不断地讲述古代，难道是当代生活的贫乏不足以生长想象么？作为造梦工程的电影，只能在讲述与现实无关的“异时空”时，才能制造出让人获得审美愉悦和观赏快感的“童话”么？对比好莱坞，当代生活照样可以插上想象的翅膀，获得自由舒展。电影造梦，为什么不能直接给当下的生活松绑？中国人电影中的“现实生活”意象，为什么总要和“现实主义”联系在一起？现实生活不等于现实主义。
余秋雨：
很抱歉，我必须指出，你提问题的语言方式太拗，听起来很费劲。
以古代武侠编织现代童话，是中国艺术需要经历的一个美丽阶段。因为只有这样的阶段，才能使我们在艺术上真正超拔历史主义、现实主义的局限。用你的概念，只有琢磨了“异时空”，才能知道我们身边的时空。
但是我相信，这个阶段不会沉湎很久，观众也没有长期陪伴的耐心。艺术家们在翻越一个山口后不会老是赖在这个山口不走了。他们很快就会游荡别处，观众们等着跟随他们走新路吧。
这一段时间的古代武侠童话题材，也暴露了我们电影艺术家的一个大毛病：实在不会“质朴叙事”。这是缺少文学原创力的证据，一时补不起来。那么多大同小异的炫丽场面，那么多的感觉和哲理，展览得眼花缭乱又苍白无力。如果他们要跳上更高的台阶，必须花大力气修炼“质朴叙事”的功夫。最惊人的想象力，也以“质朴叙事”为基座，例如《指环王》、《哈利·波特》。
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的瑰宝，古琴一直是很高层、很小众的艺术形式，它伴随着一个阶层——文人士大夫阶层，并且随着中国社会变革，士大夫阶层退出历史舞台而跟着逐渐步入坟墓。但最近几年古琴回热，看起来形势大好，琴也成为大型音乐会的宠儿，但是，古琴的声音不断通过一层又一层的扩音设备回响在人们耳边的同时，又使得古琴音乐精华——极其微妙处（比如细微的吟猱之音）丢失，从文化的层次上说，更抽离了它深刻的文化属性。古琴音乐从来不为悦耳，流行音乐则一定是和“好听”分不开的。高雅艺术走向大众，还是高雅艺术的变质和死亡？
余秋雨：
又太保守。古琴在古代的地位，显然被夸张了。数量少得可怜的文人士大夫的高雅生态，显然也被理想化了。
在中国古代，绝大多数文人都试图通过科举考试做官，整日忙忙颠颠，诗、书、琴、画对他们来说只是“风雅余事”，达到专业水平的不多。诗、书好一些，琴、画的水准大多也只是入门而已，其中尤其是琴，真正能弹的只能是专业琴师，一般文人也不过是摆弄一下罢了。
因此，要说古代文人弹古琴没有表演性，其实那完全是一种萎弱的不自信状态。等到明末江南有一些官僚文人有能力养琴师了，当时也是不惜四处通知、长期张罗，竭力打造着一个个表演场面。阮大诚家里就是如此，已经是非常热闹了。我们不能用臆想中的古代，来批判现代创作。
现代音乐创作中能发现中国传统音乐的特殊美色，应该鼓励。但如果要把古琴曲与民间的原生态音乐相比，我更钟情后者。这一点，我与音乐界的朋友谭盾先生有近似的看法。
艺术形式的创新和维持，往往是一个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命题。中国古典诗词讲求格律，本来是为其“音乐”美，但是，如今，语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遵守格律，则不一定和坚持诗歌的“音乐”美统一了。本来合二为一的目标，如今已经不再一致。而且，今人学习古诗词，用今天的语言，也很难再直接、生动、纯粹地感受到它们原初的美，就像是兵马俑一类的出土文物，我们看到的，已经褪去了油彩，所以很多人误以为失去颜色的灰色调，就是那个时代的意象。再者，即使今人完全按照诗韵来作诗，那么我们也仿佛是一个盲人在手杖上绘出五色斑斓的图案来，有和无，有什么实质意义呢？
余秋雨：
你的表达方式也是太“绕”，听起来不太明白，但我大致领会了你的意思。你认为古诗有当时的音律美，但不必在现代依样画葫芦了。我赞成你的想法。
你们不知道，我能写一手很纯厚的古典诗词。我从小就背诵大量古诗，感谢中学语文老师刁攀桂、穆尼使我有了这方面的鉴别能力，更感谢大学时代的陈汝衡、盛钟健、范民声老师严格地教会了我写作古典诗词的技巧。后来，陈、盛、范三位古文专家都对我写出的古典诗词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但我现在完全不写了，因为那些词语方式，与我的真实心情产生了阳隔。前几年，马鞍山市要在李白去世处立一块碑，市民投票让我书写碑文。我提出，如果用辞赋体或文言文来写，对我来说是举手之劳，但我要用现代散文来写，才能真实表达我对李白、对长江、对中外游客要说的话。他们同意了，我很高兴。
请注意，只要写好了，现代散文也会有一种语言节奏，可以句句入心，句句在口。这种语言节奏，未必比古代音律差。
秋雨老师，记得开始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您说过，如果把文化知识和看文化的眼光来比较，您更希望我们接受您看文化的眼光。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您的这种眼光确实深深地影响着我们，我们也能感觉到自己的成长。我想问您的是，这一年的相处下来，您对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和建议吗？
余秋雨：
我很高兴这一年与你们的相处。我已说过多次，本来我对中国的经济很乐观，但对中国的文化不乐观；自从结识你们，我在文化上也稍稍乐观一点了。当然，还只是“稍稍”。
对你们的希望和建议，这一年我零零星星已有不少表述，概括起来是三句话——
第一，把善良当做生命的根。这听起来是老生常谈，但我别有所指。你们从过去和现在都会听到很多动人的口号、漂亮的主张，包括那些国际通行的理念，这些都会理所当然地吸引年轻人的心，然而必须注意提出者的“善良指数”。他们如果以诋毁他人、造谣中伤、歪曲事实、幸灾乐祸为基本手段，那就千万不要追随。这是我在“**”中取得的经验，那些“打、砸、抢”的造反派提出的口号，也是“为了劳动人民的最高利益”。现在下少投机者连“**”造反派都不如，完全是在扮演某种角色，你们一定要防范和警惕。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把善良作为生命之根，并以此来衡量世间百态。
第二，把创造当做文化的魂。这是针对当前风行的文化保守主义和复古主义而言的。没有面向未来的创造，中华文化便没有前途，我们的生命也没有意义。这些年，文化的误导、政治的需要、大学的风气、民间的无知，造成了对古老话语和故事的盲目崇拜，这是中华文化面临转型和迈进时遇到的一个大泥潭。希望你们能够看清这一点，快速地移身到创造者的立场上来。为此，你们要增强对传统文化的解读能力和评判能力，增强对一切创新信号、异态信号、陌生信号、后代信号的敏感能力和吸取能力，千万不要成为装模作样的“伪古董”。更重要的是，你们虽然出身北大，我更希望你们不要满足于成为文化的讲述者和评论者，而应该力争创造一点什么，从事文学创作、推动创意产业都可以。
第三，把自己当做独立的人。这就是说，不要盲从已有结论，不要盲从既定规范，不要盲从官方思维，不要盲从传媒误导，不要盲从众口喧哗，不要盲从多数意见。你们要知道，你们在大学里的所学、所读、所听，绝大多数都是前人和别人的想法，整个儿是一个“异己的沼泽地”，明明已经被吞没了还觉得“水草丰美”。只有独立的人格，才有自由的思想。而一个人要唤醒并加固独立的人格，实在是一件很艰难的事。但是，这件事一定要做，否则，只能使平庸的文坛更加平庸，使杂乱的精神更加杂乱。在当前，年轻人更需要从网民的情绪潮汐中自我解救，独立寒秋，冷眼江湖，厕身人海，中流砥柱，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抓住那一点点独立。平心而论，生于今日而求独立，远比老子、孔子、屈原、李白他们的独立更困难，也更可贵。
这三句话，是我历尽半辈子风霜的自处之道，自卫之道，敝帚自珍，且转赠你们参考。人与人之间，生存环境可以千差万别，但生命哲学却处处相通。我与你们深谈了整整一年，彼此的生命也有了关联，因此临别直言，如同家人。
最后顺便说一句：你们今后无论在学习上还是在工作上遇到什么麻烦，而又估计我能帮得上忙的，尽管来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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