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就让我们以恶奴型、乞丐型、流氓型、文痞型的分类,再来看一看小人。
恶奴型小人:
本来,为人奴仆也是一种社会构成,并没有可羞耻或可炫耀之处。但其中有些人,成了奴仆便依仗主子的声名欺侮别人,主子失势后却对主子本人恶眼相报,甚至平日在对主子低眉顺眼之时也不时窥测着掀翻和吞没主子的各种可能,这便是恶奴了,而恶奴则是很典型的一种小人。谢国帧先生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一书中有一篇《明季奴变考》,详细叙述了明代末年江南一带仕宦缙绅之家的家奴闹事的情景,其中还涉及到我们熟悉的张溥、钱谦益、顾炎武、董其昌等文化名人的家奴。这些家奴或是仗势欺人,或是到官府诬告主人,或是鼓噪生事席卷财物,使政治大局本来已经够混乱的时代更其混乱。为此,孟森先生曾写过一篇《读明季奴变考》的文章,说明这种奴变其实说不上阶级斗争,因为当时江南固然有不少做了奴仆而不甘心的人,却也有很多明明不必做奴仆而一定要做奴仆的人,这便是流行一时的找豪门投靠之风。本来生活已经挺好,但想依仗豪门逃避赋税、横行乡里,便成群结队地签订契约卖身为奴。“卖身投靠”这个词,就是这样来的。孟森先生说,前一拨奴仆刚刚狠狠地闹过事,后一拨人又乐呵呵地前来投靠为奴,这算什么阶级斗争呢?
乞丐型小人:
因一时的灾荒行乞求生是值得同情的,但当行乞成为一种习惯性职业,进而滋生出一种群体性的心理文化方式,则必然成为社会公害,没有丝毫积极意义可言了。乞丐心理的基点,在于以自秽、自弱为手段,点滴而又快速地完成着对他人财物的占有。乞丐型小人的心目中没有明确的所有权概念,他们认为世间的一切都不是自己的,又都是自己的,只要舍得牺牲自己的人格形象来获得人们的怜悯,不是自己的东西有时可能转换成自己的东西。他们的脚永远踩踏在转换所有权的滑轮上,获得前,语调诚恳让人流泪,获得后,立即翻脸不认人。
乞丐一旦成群结帮,谁也不好对付。《清稗类钞·乞丐类》载:“江苏之淮、徐、海等处,岁有以逃荒为业者,数百成群,行乞于各州县,且至邻近各省,光绪初为最多。”最古怪的是,这帮浩浩荡荡的苏北乞丐还携带着盖有官印的护照,到了一个地方行乞简直成了一种堂堂公务。行完乞,他们又必然会到官府赖求,再盖一个官印,成为向下一站行乞的“签证”。官府虽然也皱眉,但经不住死缠,既是可怜人,行乞又不算犯法,也就一一盖了章。由这个例证联想开去,生活中只要有人肯下决心用乞丐手法来获得什么,迟早总会达到目的。
流氓型小人:
当恶奴型小人终于被最后一位主子所驱逐,当乞丐型小人终于有一天不愿再扮可怜相,当这些人完全失去社会定位,失去哪怕是假装的价值原则之后,他们便成为对社会秩序最放肆的骚扰者,这便是流氓型小人。
《明史》中记述过一个叫曹钦程的人,明明自己已经做了吴江知县,还要托人认宦官魏忠贤做父亲,献媚的态度最后连魏忠贤本人也看不下去了,把他说成败类,撤了他的官职,他竟当场表示:“君臣之义已绝,父子之恩难忘。”不久魏忠贤阴谋败露,曹钦程被算做同党关入死牢,他也没什么,天天在狱中抢掠其他罪犯伙食,吃得饱饱的。这个曹钦程,起先无疑是恶奴型小人,但失去主子、到了死牢,便自然地转化为流氓型小人。我做过知县怎么着?照样敢把杀人犯嘴边的饭食抢过来塞进嘴里!你来打吗?我已经咽下肚去了,反正迟早要杀头,还怕打?——人到了这一步,说什么也多余的了。
流氓型小人比其他类型的小人显得活跃,他们像玩杂耍一样在手上交替玩弄着诬陷、造谣、离间、偷听、恫吓、欺诈、出尔反尔、背信弃义、引蛇出洞、声东击西等等技法,别人被这一切搞得泪血斑斑,他们却谈笑自若,全然不往心里放。
流氓型小人乍一听似乎多是年轻人,其实未必。他们的所作所为是时间积累的恶果,因此有不少倒是上了一点年岁的。谢国桢先生曾经记述到明未江苏太仓沙溪一个叫顾慎卿的人,做过家奴,贩过私盐,也在衙门里混过事,人生历练极为丰富,到老在乡间组织一批无赖子不断骚扰百姓,史书对他的评价是三个字:“老而黠”,简洁地概括了一个真正到位的流氓型小人的典型。街市间那些有流氓习气的年轻人,不属于这个范围。
文痞型小人:
当上述各种小人获得一种文化载体或文化面具,那就成了文痞型小人。我想,要在中国历史上举出一些文才很好的小人是不困难的。宋真宗钓了半天鱼钓不上来正在皱眉,一个文人立即吟出一句诗来,“鱼畏龙颜上钓迟”。诗句很聪明,宋真宗立即高兴了。可怕的是,他们也能以同样的聪明和快捷,用文化工具置人于死地。
文痞其实也就是文化流氓,与一般流氓不同的是他们注意修饰文化形象,知道一点文化品格的基本经纬,因而总要花费不少力气把自己打扮得慷慨激昂。作为文人,他们特别知道舆论的重要,因而把很大的注意力花费在谣言的传播上。在古代,造出野心家王莽是天底下最廉洁奉公的人,并把他推上皇帝宝座的是这帮人;在现代,给弱女子阮玲玉泼上很多脏水而使她无以言辩,只得写下“人言可畏”的遗言自尽的也是这帮人。他们手上有一枝笔,但几乎没有为文化建设像模像样地做过什么,除了阿谀就是诽谤。他们脚跨流氓意识和文化手段之间,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家特别具有伪装,也特别具有破坏性,因为他们把其他类型小人的局部恶浊,经过装潢变成了一种广泛的社会污染。
影响虽大,但他们的人数并不多,这可能要归功于中国古代的君子观念对文化队伍的渗透。历来许多文人有言词偏激、嘲谑成性、行为不检、表里不一等缺点,都不能目之为文痞,文痞的根本特征在于经常地用文化手段对大量无辜者进行故意的深度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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