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你的设想很合理，你所说的这一切都发生了。
现场的破坏也就是甲骨文生态环境的破坏，其严重性可想而知。罗振玉下了决心，必须亲自去看看那个现场环境。一九一五年的三月，他真的去了小屯村。有人说，这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起点。
中国学者只顾在书本中爬行的学术道路，由此画上了一条界线。遗憾的是，直到今天，很多中国民众还不明白田野考察对于人文科学的重要性，以为那是袁隆平先生他们的事。大家还是把尊敬投给那些号称“书斋学者”，也就是凭着古书臆想着种种时空关系的人。
王牧笛：
我很喜欢这样一句话，“书斋里的思考在社会上往往以反讽的方式得以实现”。罗振玉这种转向实际上也是对只抱着经典文献死读书的一些书虫的反讽。如果只在书斋里皓首穷经，可能会少了许多“在场”的感觉，也会少了对文化的敏感。罗振玉正是凭着这种文化敏感最终成为这个领域的一代大家。
万小龙：
这种精神在中国传统中也并不是没有一种先知式的昭示。像顾炎武就说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还有像陆游所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实际上正是罗振玉以及他所代表的这种实地考察的新学风的历史前奏。
余秋雨：
我很高兴你提到顾炎武。在罗振玉之前确实也有像顾炎武这样的人，靠自己的脚去走了很多地方。我很喜欢他的一句诗——“常把《汉书》挂牛角”，可见他是多么喜欢《汉书》，又知道他是赶着牛行走的。我自己后来在万里考察中遇到困难，总想起这句诗。
中华文明在明代之后的衰落，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再也听不到大地的声音。
在安阳，一批伟大的文献就要出土。这批文献一直埋在地下，连孔子都没有读到过，连司马迁也没有读到过。
确定安阳殷墟是商代的大都城并把它送到当代人的眼前，这是罗振玉的贡献。罗振玉身边出现了一个大学者，他的学问比罗振玉还要棒，这个人叫王国维。
这位登上了甲骨文研究最高峰的大学者，和许多古老文明的研究者一样，也没有逃脱自杀的命运。一个王国维死了，而一个商代活了。
我想从宏观上来分析一下。当时的中国表面上看起来，出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三相结构”：社会现实发展得越来越糟糕，古代文物发现得越来越辉煌，中国学者却表现得越来越杰出。这“三相结构”有一种强烈的不一致，对王国维来说，他需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支撑，最后毁灭的只能是自己的生命。
如果说王国维表现出来的是一个高贵的悲剧结构，那么他的好朋友罗振玉，却进入了一个怪诞的悲剧结构。罗振玉在尖锐的矛盾当中，选择了一个已经被推翻的王朝。他追求复辟，到伪满洲国任职。这等于造成了另外一种自杀。
你们看，当一个民族要把自己早期的声音释放给当代大地听的时候，就会出现那么多牺牲者。牺牲的形态可能是悲壮的，比如像王懿荣；可能是窝囊的，比如像刘鹗；可能是无奈的，比如像王国维；也可能是怪诞的，比如像罗振玉。这些中国现代学者的生命，成了一种祭坛前的供奉，而中华文化的童年歌声，却被大家听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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