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丛瑜：
我认为这种不可超越性的根源在于我们的前人做了一些框架的东西，我们不得不在这个框架、这个天地当中去做事情。哲学、艺术、宗教，则没有可重复的试验可以检验其对错的，不像科学那样，今后更接近事实、更理性的理论，可以有力、彻底地否定前人。
金子：
我倾向于一种神秘主义的理解。可能在冥冥之中，到了这样一个时间段，空间上遥不可及的几个地方的人都走到了人类的童年时代，同时开始思考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开始摆脱蒙昧，驾驭尚未成熟的理性驱驰于广袤无边的思维宇宙。我怀念那个人类的创造性思维迸发的时代，因为这种童年的生命力是无法被超越的。知识确实可以不断积累，但是那种新鲜的生命力是很难被超越的，那种新奇喜悦的力量是很难再出现的。
余秋雨：
说得不错。面对“轴心时代”，我们会突然发现自身的渺小。我们没有能力解释这一切，也无法超越那些看似童年又是成熟、看似天真又是辉煌的思维。
首先能做的，就是把它记住。记住，要放在解释之前。解释往往是苍白无力的，就像一群孩子面对着一座无法攀援的高山，我们很难解释为什么会有这座大山，为什么会是这个形态。
“轴心时代”的思考，是多种文明的一种“共同作业”，但在内容上又互不相同。现在远远看去，甚至觉得有一种分工。例如，古希腊文明更多地考虑人与自然秩序的关系，印度文明更多地考虑人与超验世界的关系，而中华文明则更多地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侧重，也影响了各个文明今后的路向。在这一点上，我很赞成雅斯贝尔斯关于人类至今还附着于“轴心时代”精神基础的观点。
多年前我历险几万公里考察各大古文明的遗址，感悟很深。原来，几千年的不同命运，很早就种下了不同的种子。
刘璇：
秋雨老师关于“种子”的比喻，使我想起了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话——只有深埋在土地里的橡树种子长成橡树时，我们才能发现它的本质。当时同一时期，不同文明的三种不同思考方向可能相当于橡树种子，只有等了两千多年之后它长成了橡树，我们才发现，原来它是那个样子。谈到我们现在怎么办的问题，我觉得就是要互相取长补短，我们的前辈已经在向着这个方向行动了。所以我们才有西学东渐，才要去理解印度的宗教。既然各有所长，各有特色，就需要各个文明之间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增进交流，相互取长补短。杜维明说现在我们要进入“新轴心时代”，各大文明之间要互相对话，互相理解，这种交流将是意义非凡的。
王安安：
秋雨老师的一番话，无意中也解答了我很久以来的一个困惑。外国媒体总是报道部分中国出境游客不讲公德，我就很不理解：我们是礼仪之邦、文明古国啊，我们的各种繁文缛节，只会比别的文明更发达更全面更细节，怎么会遭到这样的指责呢？可能是我们确实从“轴心时代”开始就一直在过度地研究周围的人际关系，而不太在乎没有直接人际关系的公共空间，因此反而失去了人际关系之外的公德。有些时候这种自我编织的人际网络甚至让我们自己也感到压抑。所以在没有人际关系的场合，比如说去国外旅行，就会让我们压抑的神经忽然解放，我们就把一切礼仪的束缚都抛在脑后，甚至忘记了遵守最基本的礼仪小节。
余秋雨：
当然，我所说的不同文明的路向，不能直接地用来解释各种生活现象。现象未必是本性的直接外化，不能牵强附会。近几十年来，很多学者喜欢撷取一些社会现象快速归纳出结论，看似有据，其实武断，并不足取。因此，我不希望大家像前辈中的不少学者那样泛论东方西方，空谈中外差异，因为那是一种学术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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