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晨：
我记得鲁哀公还专门作了诔文悼念孔子，这好像是最早的诔文。中国的事情很奇怪，伟人活着的时候大家都不大看重他，死了之后，才纷纷醒悟那个人好伟大。
余秋雨：
这种情况现在还是这样，活着的人总是有“争议”，因此大家只把他看成“争议”一方，不予尊重。等到一死，“争议”结束，立即“伟大”。
孔子生前特别强调周礼当中的丧葬之礼，这一点和道家的区别比较明显。道家觉得人生就是一片浮云，哪儿来哪儿走，哪儿起哪儿止，无所谓。可以消失在流沙荒漠，可以消失在草泽江湖。但对孔子来说，人生不是一朵云、一股气，而是一个**的过程，要用隆重的仪式来终结它。
孔子为什么要重视丧葬之礼？在横向上，可以通过丧葬方式来维系生灵之间的互尊；在纵向上，可以通过丧葬方式来护佑家属之间的传代。他的学生因为认真学习了这方面的知识，所以孔子本人葬仪之隆重，可想而知。
尤其让后世关注的，是学生们的守墓仪式。大家要在墓边守三年，穿衣、吃饭都有特殊规定。墓边还搭建了窝棚，这些学生的家庭也要搬过来陪。来了那么多家庭，亲戚和相关服务人员也随之而来，结果就成了一个不小的村落。
王安安：
我到曲阜去，还看到孔庙里收藏了孔子用过的衣服、帽子、琴、书、车，不知是真是假。后来很多皇帝都亲自去曲阜，祭奠孔子，孔子身后真是很受重视，和活着的时候根本没法比。
余秋雨：
那是到了汉代以后，孔子不仅是纪念对象，而且成了精神坐标。有许多皇帝亲自来祭孔。最先来的是汉高祖刘邦，后来有东汉的光武帝、明帝、章帝、安帝，我所喜欢的北魏孝文帝也来了。唐高宗、唐玄宗都来过曲阜，后周的太祖、宋真宗，直到清代的几个皇帝，清圣祖、清高宗也部来过。祭孔，已经成为一种国家仪式。
费晟：
那些学生为孔子守墓非常真诚，但后世的皇帝祭孔子就显得有点矫情了。孔子的学生为他守墓的时候，孔子依然是一个鲜活的形象，可是当后世把孔子的学说政治化以后，展现出来的就是一个冷冰冰的形象。孔子的学说被附上政治含义以后，丧失了它作为一个学说的独立性，被片面和畸形地发展了。
余秋雨：
于是我们眼前出现了两个孔子：一个是我们喜欢的思想家孔子，他的自然生命了结在七十三岁；另外一个是被偶像化了的孔子，他的学说被统治者们引到了另一个侧面。
王安安：
这些皇帝确实是利用孔子，把孔子哲学变成一种国家的意识形态。但是我想，也正因为政权的力量，儒家学说才会被普遍接受。那么，皇帝的推崇是不是也起到了一定的好的作用呢？
余秋雨：
当然有积极作用。你看，中国那么多的朝代，那么多的皇帝，他们民族不一、政见不一、血缘不一，共同地尊重一个人，这个人不是皇帝，也不是神，而是一个文化人，这种现象，不管怎么说也是人类文明的奇迹。他作为一个“统一符号”，保证了中华文化的千年传承。
不仅如此，从隋唐开始的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考试的内容有不少变化，但越到后来越偏重于儒家学说。那些学生可能只是为了做官，并不是为了孔子，但是却用极大的精力去背诵儒家经典。表面上，好像是孔子滋养了他们，实际上，却是无数年轻的生命滋养了孔子、滋养了《论语》、滋养了儒家学说。那些人考上科举后拿了孔子的学说去做官，那么无论在文官选拔层面，还是官场实践层面上，孔子变成了一个“大孔子”，变成了一个横跨时空的惊人文化现象，这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别人可比。
我们为这个“大孔子”高兴，但在心底里，还是喜欢那个一路被人拒绝、一路自我安慰、一路唱歌弹琴、一路颇为狼狈的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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