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璇在这个关口上说到天命的问题，非常合适。孔子走来走去，处处碰壁，其实正是在实践他对天命的感悟。钱穆先生的说法有点绕，其实孔子所谓知天命，就是不断地领会现实对自己的容忍程度，也就是自己能够在现实中的发挥程度。这也可以说是对自己生命行为的“边界触摸”。触摸的结果，知道了自己，也知道了“天”的意思，因此也知道了“命”。
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君子和西方英雄的重大区别。西方英雄是挑战型的，根据自己的强烈意志，向天地挑战，向命运挑战，即使头破血流也成了悲剧英雄。这是从古希腊悲剧中就可以看到的形象。中国君子不是这样，他们不欣赏这种悲剧性，而是要在大悲剧产生前获取一份天人谈判的中庸合约。孔子因为在五十岁时就知道了这个道理，因此对后来的行程就不觉得苦了。
请不要把孔子的这种行为方式看成消极。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特别成熟又特别勇敢的文化态度。探索天命本身就是一种勇敢，比那种不管天命的自我牺牲更勇敢。请注意，探索天命并不是贪图自身安全，恰恰相反，孔子常常寻找一种有价值的不安全。他总是在寻找“可为”和“不可为”的红线，仔细地琢磨越线的风险和可能。
周双双：
我觉得刚刚秋雨老师提到的中国君子和西方英雄的对比很有启发。西方的英雄形象，往往在一个非常大的悲壮事件当中，明知道前方是毁灭，但是为了尊严和荣誉，他们坚持到生命最后一滴血的流尽。而孔子这种行为，不追求一个轰轰烈烈的事件，也不追求过于响亮的荣耀，而在一个绵延的坚持当中一步步寻找，这同样也是一种英雄的行为。
余秋雨：
孔子在遇到麻烦的时候，并不是一头撞向危险，而是愈加掂量自己的使命。在匡地被围五天五夜，有学生问他：我们难道就这么完了吗？孔子说：周文王已经没了，文明的重担显而易见落到了我们的肩上。如果先王和上苍不想延续文明和道德，那就不可能让我们学那么多东西。既然让我们学了，就是暗示我们有延续的希望。只要这个文明要延续，现在包围着我们的那些人就不能对我们怎样。因为这是先王的意志，也是上苍的意志。
后来在孔子离开陈国到蔡国去的路上，不小心进入了战场，出不去了，七天都没有吃东西，饿坏了。但是他还在唱歌，还在弹琴。当时也有过一段令人难忘的谈话，让我们远远地听一听。
孔子说：我们不是犀牛，我们不是老虎，为什么永远在旷野里流浪？——这段话好像在抱怨，其实是在启发学生回答这个问题。
学生子路说：是不是我们仁德不够，别人不信任我们？或者是我们的智慧不够，别人无法按照我们的方案来实行？
孔子回答说：如果天下的仁德都能获得人们信任，怎么可能有伯夷和叔齐的悲剧呢？如果天下的智慧都能被人接受，怎么可能有比干的灾难？他告诉子路和其他学生，不能以他人的接受不接受，来判断自己的仁德和智慧。
孔子接着又问学生子贡：我们怎么会走到绝路上？子贡说：老师啊，是不是你的理想太高了，一般人接受不了？我们能不能把理想降低一点，让一般人都能接受，那该多好。
孔子看了他一眼，说：你错了，天下最优秀的农民，不一定有最好的收获。天下最优秀的工匠，不一定都能够让人们满意。我们即使找到了循序渐进的办法，一步步把我们的理想都实现，也不见得能被天下的人完全接受。子贡，如果为了求得人们的接受就降低我们的标准，你的志向也太低了吧？
最后，轮到了学生颜回，孔子也问了他同样的问题。颜回说：老师的理想这么高大，一般的人不接受，那才证明老师是真正的君子。如果我们的政治方案不完善，别人不接受，那是我们的耻辱，但是如果我们的方案很完善，别人不接受，那是他们的耻辱。
孔子一听就笑了，觉得颜回讲得真好。他开玩笑说：颜家的后生什么时候赚了钱，老头我来负责给你管账。
子路、子贡和颜回当中，颜回最让孔子满意。颜回认为，真君子本来就难以被人接受。按照他的说法，真君子不但要走，而且要以一种高水平的方式走得很远，再回头看看一路上被接受的程度，这也等于考察了民众。在民众的接受和自己的理想之间，就是君子的立身之所。
丛治辰：
我倒是不大喜欢颜回，这个人可能太会做人。他这个看法不就是从孔子对子路和子贡的回答里综合来的吗？八面玲珑。道理是说得没错，但是他的行为方式我看不上。比较起来我更喜欢子路的坦诚、率直和反省态度。跟子路的回答相比，我觉得孔子都没有足够的反省，这个老头在这里有点逃避责任。
余秋雨：
我尊重你对孔子和颜回的意见，但是，我觉得不能对他们的谈话用一般的人情世故来衡量。颜回的回答恰恰碰撞到了孔子哲学的核心——中庸之道，也就是在“不被接受”和“设法接受”这两者之间嵌入一种追求。“不被接受”是预计中的，因为我们高于民众。所以既要面对民众，又要审视民众、考验民众。
孔子我们还要讨论，因为他还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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