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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课 中国会不会因他而走另一条路(1 / 2)

余秋雨:

今天,我要借着墨子和墨家,说一说文化思维上的一个大问题。

一个重大的思想流派,最后成果是它对民间社会的渗透程度。而对其中最重要的思想流派来说,则要看它在民族集体心理中的沉淀状况。墨子和墨家,只是衰微在政治界和文化界,丢失在史官的笔墨间,而对中华民族的集体心理而论,却不是这样。中国民间许多公认的品质并不完全来自儒家,似乎更与墨家有关。例如——

一、“言必信,行必果”;

二、对朋友恪守情义,却又不沾染江湖气息;

三、对于危难中人,即使不是朋友,也愿意拔刀相助;

四、以最朴素、最实在的方式施行人间大道,不喜欢高谈阔论;

五、从不拒绝艰险困苦,甚至不惜赴汤蹈火。

……

请不要小看这些民间品质,它们虽然很少见诸朝廷庙廊、书斋文苑,却是中华民族的重要“脾性”,与田头巷陌、槐下童叟有关。与它们相比,那些书籍记述,反倒浅薄。

这让我们想起一些现代武侠小说。它们正是把这种民间品质提炼成了现代成人童话,而广受华语读者的欢迎,拍成电影后也能让外国观众眼睛一亮。如果从历史学的刻板标准来衡量,它们好像缺少太多依据,但从民族精神的高度来衡量,它们反倒比历史学更真实。一种游离于历史文本之外,却渗透在历史事实之中的中国精神,在那里初露端倪。

我们今天讨论墨子的基本思想——“兼爱”和“非攻”。

“兼爱”的思想,和儒家的“仁爱”思想有所不同。在那个时代,儒家和墨家对此就有过很激烈的争论。《墨子》一书里面有许多批判儒家的内容,后来儒家的孟子对墨子也有过很严厉的批评。

哪位同学能简单说一说儒家和墨家在爱的问题上的主要差别?

丛治辰:

墨家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儒家的一些核心命题,其中对“仁爱”思想反对得尤其厉害。儒家讲究爱有差等,“亲亲有术,尊贤有等”,也就是认为爱人要有亲疏厚薄的区别,而且是由己及人的关系,从爱我的亲人再到爱他人的亲人。墨家提倡“兼爱”,主张爱人要“远施周遍”,不应该有亲疏厚薄之分。

余秋雨:

儒家恰恰不能接受“无差别之爱”。所以,孟子很不客气地批评墨家说,你们难道能把一个陌生人当作自己的父亲那样来爱吗?那岂不是取消父亲?取消父亲是“无父”,那就是禽兽。这种批评很偏激,脱离了儒家温文尔雅的风貌,有点上纲上线了。那么,我要问大家,儒家如此强硬地坚持有等级的爱,原因何在?

王安安:

儒家遵从周礼,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礼本来就是一套等级分明的价值与行为标准的体系。在这个体系的影响下,儒家的伦理观不可能不“爱有等差”。

王牧笛:

我觉得儒家的很多思考是以“家”为起点的,墨家则像是从一种类似共产主义社会这样一个互敬互爱、绝对平均主义的社会为思考出发点。儒家的“仁爱”和墨家的“兼爱”表面上看起来矛盾,其实他们并没有在一个交锋点上。“仁爱”适合于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社会组织形式,而“兼爱”更适合墨家学派这样一个由巨子领导的半宗教化的团队。

丛治辰:

我认为儒家讲究有等差的爱,是源于现实可操作性的一种思考。爱这种东西是需要训练的,需要推此及彼、由近及远,因此自然产生一种级差。首先是爱你的亲人,爱你的朋友,爱你的同事,然后再推远到爱陌生人。但如果不管是对一个陌生人,还是对一个熟悉的人,乃至对你的父母,你的爱都是同样的,做到“兼爱”了,即使不能断言你是虚伪的,那么其实也很难真正做到。

余秋雨:

都说得很好。你们刚才所表现的水平,已高于外面不少学者对同类问题的讨论。你们的优点是抓住了事情的“简单理由”。“简单理由”也就是“基本理由”,很多学者抓不住,只能靠晦涩的言辞来掩盖。一切低智状态总是以高智状态来装潢的,但真正的智者不喜欢云遮雾罩。

安安认为,儒家有等差的爱,出于他们的理想体系;牧笛认为,出于他们的关注起点;治辰认为,出于现实的可操作性。这三方面,都没有说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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