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中国的文学前辈外，我还想用法国作家雨果的例子来勉励你们。法国漫长的古典主义传统中也积累了大量华丽、刻板、削足适履的文字模式和戏剧规程，一度还被看成是上层社会的文明标志。连莎士比亚的戏在巴黎演出，也因为有不少生活中的普通语言而被拒绝，认为“太俗”。雨果决心冲破这一精致的罗网，花了极大的努力与巴黎民众的审美习惯搏斗，甚至组织起了一支青年文化“铁军”，领头的就是戈蒂埃——后来现代派诗人的代表者。大家知道雨果终于胜利了，在雨果之后，法国成了现代艺术最有创造力的中心。
我们现在的语文套路，既比不上雨果面对的法国古典主义，又比不上中国古代的骈文，因此更不值得留恋。
诸丛瑜：
我觉得这种令人厌烦的文风还是与教育制度有关。很多语文老师也许并不是不知道这样一种体例对文学本身是一种伤害，但我们用标准化考试来衡量本来不可以标准化运作的文学，所以老师才教学生这样做。中国的这种“考试文化”，可能在世界上也已经成了一种特殊现象。
余秋雨：
对，考试制度是一种诱导。明清以后的八股文，就是科举考试培养出来的怪胎。
好，说过了一系列现代的反面现象，我们可以回到司马迁的写作特色了。他一路朴素，反而使他的叙事魅力毕现。他向我们证明，中国语文的最高本领是质朴叙事，而不是抒情铺陈。在质朴叙事的过程中，司马迁还会有一些警句、格言式的点化之笔，提挈全篇。这也就使质朴与哲理互相呼应。
我想问一下各位，《史记》中有哪些话，被你记住了？有没有语言艺术上的原因？
王安安：
我发现一个规律——一个句子里动词比较强的话，就会很生动、简洁、直指人心。比如，司马迁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从戏剧的角度来看，这些句子是充满动作性的。人在对动作性的体验和感受当中，能够获得一种快感。
余秋雨：
对，动词会使文字出现生气。因此我们要寻找的警句，最好是一个个“行为结构”。
魏然：
司马迁的名言警句，常使我一看到就想起相关的故事和图景。比如“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会让我想到范蠡、文种、越王勾践，甚至会想到西施；“图穷而匕首见”“风萧萧兮易水寒”让我想到荆轲。每当我们引用这些名言警句的时候，都会面对它背后体现出的一个故事，一个情景。
余秋雨：
这就是中国语言和西方语言的差别之一：它的哲理品质，一直不离形象。
王安安：
我觉得一种表达如果形成一个反差，在两个极端游走，也会有魅力。比如刚才举的例子，“图穷而匕首见”，“图”是很美很柔的东西。结果出现了一把“匕首”，句子一下子就显得非常有张力。现在很多网络作家也会用这种方式，但都是些形容词，比如什么“冰冷的火焰”“凛冽的激情”之类，虽然不乏才华，但搞得很矫情。
余秋雨：
当一个句子成为警句格言，在一个缺少哲学素养的国度里，就有一种近似于法律的职能。“士为知己者死”，这个逻辑建立至今，不知道有多少人为之而慷慨赴死。但是，那些死亡很可能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对方可以打扮成“知己者”让你去死。我们乡间的很多老人，往往用格言来面对一切事情。可以不懂法律，不讲公理，不看人情，只遵从格言。这是语句的力量，发挥得过头了，因此也产生了负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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