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个名气很大的蔡文姬,她一辈子嫁了三次,经历非常坎坷,在文学和音乐上都有很高的造诣。她嫁到匈奴,被曹操接回来以后,曹操跟她聊天的时候说,非常羡慕过去她家里那么多藏书。蔡文姬说:“我家原来有藏书四千卷,但是因为战乱都遗失了。”曹操听了非常遗憾。但是蔡文姬说,“不过兴许我还能背一些出来”,就背出了四百卷,把曹操高兴坏了。这种博闻强识,令人震撼。
刘璇:
南渡之后的东晋有几个大家族很厉害,其中“王谢堂前燕”里那个谢家就非常有名。谢家有一个子弟叫谢灵运,是谢玄的孙子,可惜出生的时候世家已经衰落了。他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就把主要精力都花在山水之间,在他故乡周围的永嘉、会稽这些地方到处玩,开创了山水诗派——不写人物只写山水,但是感情已经融入到山水里面了。他有很多自然清新的佳句,像“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初去郡》),“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岁暮》)等,从不同角度去刻画自然景物,给人一种清丽唯美的享受,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占有很高地位的。
余秋雨:
我的一个忘年交,著名电影导演谢晋,就是这个谢家的后裔。他老家还在绍兴上虞东山那个地方,经常回去。几年前,谢晋叫我为他的老宅写四个字“东山谢宅”挂在那里。谢家的文化之脉,居然延续到谢晋。
王湘宁:
刚才刘璇说的那些大家族里还有一个王家,王家出了个大书法家王羲之。我在新加坡也是像内地很多同学一样,从小就练书法,那个时候就觉得王羲之的字真好,可是老师不让学他,只让学唐代的三位名家——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的字。因为王羲之的字好是好,却很难模仿。在那个乱世里,书法家有宗师,但没有门户,他是集大成的人物。
费晟:
我也和其他同学一样,非常喜欢这个时代的才子,但是我更钦佩这个时代里一个默默无闻的实干家——郦道元。他一开始也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当过地方官,执法非常严明,所以,虽然给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却遭到豪强的忌恨。在中央做官的时候,更是引起权贵的不满,被人用借刀杀人的手段除掉了——当时陕西的萧宝夤要造反,对朝廷很顾忌,这个大家都知道。侍中、城阳王徽就特意建议任命郦道元当关右大使,萧宝夤果然以为他要对自己不利,就在半道上把郦道元给杀了。
郦道元从小就喜欢地理考察,在旅游途中对河道尤其关注,对于农业生产非常重要的河流、水汛特别留意。他看了古代的很多地理著作,最后选定前朝的《水经》作了很详细的注解。以前的《水经》只记载了一百余条河流,他把这个数目扩充到一千二百余条,然后详细地记述了这些河道的情况,丰富了古代的地理学研究。
余秋雨:
郦道元,现在我们讲他的时候感到特别亲切。因为,在我们终于开始注意环保的时候,发现那么遥远的古代有一个人,把自己的文化生命和自然环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他是一个既非常古代,又非常现代的人。相比之下,中国古代的绝大多数文人,过多地关注文本文化,即使声言“归隐林泉”,也没有考察自然的志向,并不与自然产生整体交往。
他的文笔也很好,凝练而又有诗意,很难想象一个古代的地理学家有那么好的文采。我写过一篇散文《三峡》,在概括三峡两岸险峻的山壁时,不得不引用他的语句。他又一次证明,文采未必专属作家,也完全可以属于地理学家、历史学家或其他什么专家。
丛治辰:
我还想起一个人,就是刘义庆,这个名字乍一听大家没印象,但他留下一本书,大家都知道,就是《世说新语》。我们现在知道那么多魏晋名士的“八卦”,都是这本书记下来的。他本人好像做过官,但政治上也没什么成就,我们对他的个人情况基本没什么了解,但他记别人的“八卦”的书倒是流传后世了。
余秋雨:
很高兴你提到他。如果没有他的这本书,我们就失去了那个时代的一大半。
《世说新语》,我们应该把它看成历史小记还是文学随笔?都可以。刘义庆自如地出入于文采和史实之间,而且用的是“碎步”。一段段短篇笔记,有时只有几句话,却让人玩味不尽。这种“碎步”,也让人感觉到乱世留给文化的只是零散空隙。不像《史记》,大汉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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