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终于有消息了。
那天，外公向祖母和妈妈宣布：上海的姨妈要带着儿子到乡下来探亲！
这个消息让外公、外婆、祖母、妈妈都紧张了，大家不知道如何来面对这位遭遇了不幸的亲人。
姨妈的不幸，大家毫无思想准备。
姨妈嫁入豪门后，自从生下了宝贝儿子，也就是我的表哥王益生，在王家的地位大有提高。她应酬很多，非常繁忙。只有偶尔坐着雪亮的法国汽车驶过安定盘路朱家的老房子时，才会突然梦醒似地想起已经到了乡下的父母和妹妹。这时，她会快速从手提包里拿出手帕擦一擦眼角的泪花，再打开小镜子补妆。
一九四九年新政权建立后王家的境遇不错，但姨妈也看到，窗外的上海却是麻烦成堆。打了八年抗日战争，加上三年国共内战，中国的元气大为损伤，这在上海看得最清楚。在内战中失败的国民党政权从上海撤往台湾时带走了当时全中国的绝大多数黄金，还派飞机到上海来轰炸，炸了自来水厂和发电厂。这还不算，更严重的是几乎整个西方世界都彻底封锁中国，这对上海这么一座原来的国际商贸大都市而言，等于是抽筋断脉。表现在外面的图像是，工人大量失业，物资严重匮乏，处处需要抢救。
掌权不久的共产***人很快就看出来了，物资匮乏的问题与一批大老板的“囤积居奇”有关，应该采取行动。
王家的家长，也就是姨夫的父亲，进入了首先要采取行动的名单。
他一点儿也不想为难新政权，只是出于商人的本能，决定锁住仓库里的油料和纺织品，等个更好的价钱。他很清楚，上海的多数同行都会这么做。
他没想到，这次与他博弈的，并不是他的上海同行。
他以“囤积居奇，破坏经济秩序”的罪名被起诉，结果判刑入狱，还被没收了绝大部分财产。
那天审判，不在法院，临时设在大众剧场，报纸已经连续预告了几天，因此前来旁听的市民人山人海。姨妈握着丈夫的手木然坐着，感到丈夫的手冰冷，还一直在颤抖。
法官上场，被告也被押出来了。但就在这时，姨妈突然发现丈夫的手不颤抖了。扭头一看，已经昏厥。她侧身一把抱住丈夫，并向法警请求，送去了医院。
一年后，姨妈失去了丈夫。
这就不难想象，姨妈即将到乡下来的消息，会在余、朱两家引起什么样的不安。
祖母天天在北窗口张望的那条新修公路，偶尔会开来一辆烧木柴的长途汽车。离我家最近的汽车站，是一个稻草和竹竿搭成的棚。
这天我妈妈陪着外公很早就在汽车站等了。直到太阳偏西，那辆长途汽车才到。
姨妈搀着她的儿子王益生下了车，已经累得走不动路。但是，对妈妈、外公来说，眼前这个女人，原来最熟悉的姐姐和女儿，仿佛来自如烟如雾的香色世界，已经有点陌生。
那天我也跟着妈妈去了，第一次见到了我的表哥王益生。他比我大一岁，穿一身白色的西式童装，脸面也很白，头发整齐，很像我想象中的外国人。我呢，乱乱的头发，土布的衣服，口袋里还鼓鼓囊囊地塞着不少刚从路边捡来的小鹅卵石。姨妈蹲下身来看了我一会儿，然后站起身来说：“细细看，眼睛、鼻子、嘴巴，还是个上海孩子。”
妈妈说：“他是一个地道的农村孩子。”
姨妈住在外公家。外婆事先已经请同村一个本家妇女把房间打扫了，把被褥拆洗了，把能够想得到的一切都整理好了。外婆也是从上海回来才几年，因此很清楚最大的困难一定是厕所和洗澡。这一点妈妈也想到了，赶到朱家村与外婆一起商量了好半天，终于安排停当。
姨妈很满意。当天实在太累，洗洗就睡了。第二天一早起来，她把表哥益生托交给外婆，说自己要去余家，拜见我的祖母。
这天正好是星期天，我不上学。
看到姨妈和妈妈相抱而哭，看到姨妈和祖母关门长谈，我想，应该到外公家去陪表哥益生玩玩。
到了朱家村，我对外婆说：“外婆，我今天不找你，找他。”说着用手指了指益生哥。
益生哥奇怪地问：“找我？什么事？”
我说：“玩。”
“玩什么？到哪里去玩？”他笑着问我。
我说：“带你到山上玩。”
“到山上玩？”益生哥有点惊慌，转眼看着外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