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爸爸的突然离去，马兰更担心起她的爸爸、妈妈来了。事实证明，那些诽谤文章对我们的长辈有最直接的伤害，而马兰的爸爸、妈妈，仍然把官办的报纸看成是“中央文件”。
“我知道你一定不愿意，”马兰对我说：“你能不能参加中央电视台的任何一个节目，让我的爸爸、妈妈看到，‘中央’并没有‘打倒’你。”
这事既可笑又凄凉。我说，让我想一想。
正好中央电视台有一个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的节目，需要找一位专职的“文化素质评委”，希望我担当。照理，一个辞职的高校校长是不可能参与这样的事情的，但我想起妻子的话，犹豫了。最后，答应了。
没想到这个节目在全国的收视率极高，而且，“文化素质”比歌曲比赛更有吸引力。选手们从题库里随机抽出了古今中外的文化课题，支支吾吾地回答得非常有趣；与此同时，全国无数家庭的电视机前，子女正在调皮地测试着父母亲，而妻子又在斜眼看着丈夫。这一来，这个节目很快变成了一个有上亿人参与的文化大课堂。一次比赛长达五十多天，我每天都要讲述很长时间，我想岳父、岳母应该宽心了。
但是，可能全国观众对我的文史知识评价太高了，很快有一个姓金的上海文人写出一本书来，指出我的《文化苦旅》里有一百多个“文史差错”。
这是只有上海文人才想得出的聪明点子——
第一，向着“文史知识”的当红热点冲击“文史知识”，立即就能成为新闻焦点；
第二，凡是买过《文化苦旅》的读者都会去买一本他的“纠错本”，因此几天的发行量就能赶上《文化苦旅》十几年的结果，而且，很多刚刚听过我讲评文史知识的电视观众也会去购买；
第三，现代人既缺乏文史知识，又都很忙，书买来后看不明白就搁在一边了，没有时间去仔细查核；
第四，即使有人花时间去核查了，又写了反驳文章，也没有媒体会刊登。因为媒体只报道名人出错，不会报道名人没出错。
这些判断全部应验。全国一百六十多家报纸摘引了他的书，台湾也快速出版这本书，这本书登上了亚洲畅销书排行榜，他本人还被**书展作为特邀嘉宾邀请到现场签名售书。
出乎我的意料，正是在这个当口上，一位八十高龄的老人悄然出现了。他就是国际知名的当代顶级学者、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章培恒教授，我至今还不认识。他亲自写出了长篇文章逐一驳斥了那个人的那本书，指出真正有“骇人错误率”的并不是我，而是那个人，而且犯的是连高中学生也不会犯的错误。章培恒教授的结论是：
可悲的是，时至今日，对作家作这种无端的攻击乃至诬陷，不但用不到负什么责任，却反而可以在媒体的炒作之下，一夜之间名传遐迩。
章培恒教授这么一个大学者的反驳，全国没有媒体报道，因为他批评了“媒体的炒作”。只有一家发行量很小的学术刊物，发表了他的文章。这使那个姓金的人有点紧张，他的场面已经闹得太大，完全忘了国内还存活着几个有学问、有耐心、有道义的文化人。他知道，只有制造一个新谎言，才能掩盖老谎言，于是立即戏剧性地制造了一起“余秋雨剽窃章培恒”事件。
他又成功了。二〇〇四年六月，他在北京的一家读书报上发表文章，揭发我论昆曲的一本著作“剽窃”了章培恒先生的几百个字。一个月后，他又在天津的一家文学杂志上论述这个“剽窃”事件。又过了一个月，他出版了《月暗吴天秋雨冷》一书，封面上赫然标出“剽窃的行为，触目惊心”。接着他又大规模地发表文章，说我写那本书时才三十九岁，年纪轻轻就剽窃了；又说，他对我的揭露，“引起了京、沪、宁、粤等地学术界的哗然”……
就在这时，联合国的“世界遗产大会”在中国苏州召开。为什么选苏州呢？因为苏州地区产生的昆曲是中国最早进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大会的主办者很清楚，昆曲进入名录的关键之一，是我几十年来在国际间对昆曲的那些论述。因此，他们要我亲笔书写“世界遗产大会碑”的碑文，刻石志记。当然，我更是大会的主要演讲人。
但是，不早不迟，姓金的人制造的“剽窃事件”及时发酵了。北京那个肖编辑，在网络上掀起了一个“把余秋雨驱逐出世界遗产大会”的运动，理由是，我对昆曲的论述“剽窃”了章培恒教授的文章。
“驱逐余秋雨”的运动在网络上如火如荼，很多网民一听“驱逐”，就劲头百倍。“世界遗产大会”怕引起混乱，连邀请我去参加的可能也没有了，更不要说演讲。
他们取得了全面胜利。
仍然是章培恒教授，拼着病衰之身又写出了一篇长文《余秋雨何曾剽窃我的著作》。但是，所有发表过“剽窃”指控的报刊，都不予刊登，最后仍然只能刊登在一个研究所的刊物上。
有一位读者在图书馆发现，我当初在引述章培恒先生几百字的时候加了明确的注释。他就拍下照片，寄给那些发表过“剽窃”指控的报刊。这位读者在寄照片的时候还注明了自己的身份证号码、职业、通讯地址和手机号码，以示负责。但是，那些报刊都拒绝刊登他寄去的照片。只有一位叫田志凌的记者看到照片后给那个姓金的人打了电话，那个人一听有了照片，便慌忙回答：“我当时有点想当然。”
这就是说，他在全国报刊上指控我“剽窃”，完全是“想当然”！
那位记者把他这句“想当然”的话刊登了出来。其他所有参与诽谤的报刊，仍然都没有刊登。
这样的中国文人真是阔气，掀起了如此滔天巨浪，连联合国“世界遗产大会”也搅动了，结果居然那么“轻巧”，而全国那么多报刊也没有对他作半句谴责。
对这一系列的怪事，有一个人血脉贲张，那就是杨长勋。他已经从云南艺术学院调入广西师范大学，天天关注着我所面临的文化灾难，气愤至极。来几次电话，在痛骂之后又抽泣不已。他说自己正在动手写一本长长的书，把我这几年所承受的一切，一一予以剖析。这就使他不能不汇集全部资料，结果，越读越忿怒，越写越激动。有几次，他在电话中说：“昨夜一夜没睡，喝了不少酒，我快灭绝了。”
整个二〇〇五年，他都在写这本我不知道标题的书。他数度自费到北京、武汉、长沙、广州等地调查。有时，我会在清晨接到他的电话，他总是恨恨地说：“我必须揭露这些人。这些人的经历我都搞清楚了。如果不揭露，中国文化就被他们糟蹋完了！”我知道，他又写了通宵。
电话里传来钢琴声，我问是谁在弹，他说是年幼的女儿。说起女儿，他口气才稍稍变得柔和。
二〇〇六年元旦刚过，他打来电话说：“书终于写成了，我要让你看一看。但请答应我，你看的时候不要过于愤怒。我已经用几年时间代你愤怒过了，你再愤怒，就便宜他们了。”他不想把这部书稿邮寄，因此希望我的助理金克林能到广西南宁去取。他说，这两天，他会最后润饰一遍。
金克林是一月七日抵达南宁的。杨长勋为了书稿已经两天没睡，见了金克林，他又流着眼泪喝酒。结果，发生了谁也没有想到的悲剧：二〇〇六年一月八日，杨长勋副教授在沉睡中去世，终年四十三岁。医院鉴定为：心源性猝死。
那部书稿，由金克林带到了上海，标题是：《守护余秋雨》。
又一个生命，为我离去。他想守护我，但我没有能守护住他。
我会一辈子记住这个名字：杨长勋。
我不知是怎么看完书稿的。但是，看完后，我决定通过金克林，与杨长勋的妻子商量，暂时不出版这本书。书中的内容太彻底了，那几个“伪斗士”在“**”灾难中的所作所为，在新时期以来每场政治风波中的投机表现，以及后来与盗版集团的关系，都有了证据。他甚至揭露，他们已经开始用某些神秘“基金”组建网络团队……
这本书中，杨长勋引用了四五十位见证人的谈话记录和文稿，却没有说明这些人是否已经正式授权同意发表。我相信，在他的遗物中一定能找到这些人的联络方式，更相信很多出版社为了获得这部书稿都愿意千方百计与他们一一签署同意发表的授权文书。但是，即使这样，我还是要劝阻出版。
原因有二：
第一，我们面临着一个只审视被骂者、不审视骂人者的巨大陷阱，没有人会去关注那几个“伪斗士”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