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和孔子(1 / 2)

在河南安阳的殷墟遗址,我曾不断地向东瞭望,遥想着一条古道上的大批行走者,由东朝西而来。

那是三千三百年前商王朝首都的一次大迁徙,由国王盘庚带领。

他们的出发地,是今天山东曲阜,当时叫奄。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殷,今天的河南安阳。

这次大迁徙带来了商王朝的黄金时代,也极大地提升了中华民族的早期生命力。我们从甲骨文、妇好墓、青铜器中看到的那种伟大气韵,都是这次大迁徙的结果。

但是,当时商王朝中有很多贵族是不赞成迁都的,还唆使民众起来反对,年轻的盘庚遇到了极大阻力。

我们今天在艰深的《尚书》里还能读到他为这件事发表的几次演讲。这些演讲不知后人是否加过工,但我想,大体上还应该是这位真正的“民族领路人”的声音。

听起来,盘庚演讲时的神情是威严而动情的。

我且把《尚书·盘庚(中)》里所记载的他的一次演讲,简单摘译几句:

现在我打算领着你们迁徙,来安定邦国。你们不体谅我的苦心,还想动摇我,真是自找麻烦。就像坐在船上却不愿渡河,只能坏事,一起沉没。你们这样不愿合作,只图安乐,不想灾难,怎么还有未来?怎么活得下去?

现在我命令你们同心合一,不要再用谣言糟践自己,也不让别人来玷污你们的身心。我祈求上天保佑你们,而不会伤害你们。我,只会帮助你们。

盘庚在这次演讲最后所说的话,《尚书》记载的原文倒比较浅显——

往哉生生!今予将试以汝迁,永建乃家。

译成白话文大概是:

去吧,去好好地过日子吧!现在我就打算领着你们迁徙,到那里永久地建立你们的家园。

于是,迁都的队伍浩浩荡荡出发了。

有很多单辕双轮的牛车,装货,也载人。

商族在建立商王朝之前,早就驯服了牛。被王国维先生考证为商族“先公”之一的王亥,就曾在今天商丘一带赶着牛车,到有易部落进行贸易,或者直接以牛群作为贸易品。这便是中国最早对“商业”的印象。因此,商人驭牛,到盘庚大迁徙时早已驾轻就熟。

至于乘马,早在王亥之前好几代的“相土”时期就已经学会了。但不太普遍,大多是贵族的专有。

迁徙队伍中,更多的是负重荷货的奴隶,簇拥在牛车、马骑的四周,蹒跚而行。

向西,向西。摆脱九世衰乱的噩梦,拔离贵族私门的巢穴,走向太阳落山的地方。

西风渐紧,衣衫飘飘,远处,有一个新的起点。

半道上,他们渡过了黄河。

我们现在已经不清楚他们当时是怎么渡过黄河的。用的是木筏,还是木板造的船?一共渡了多少时间?有多少人在渡河中伤亡?但是,作为母亲河,黄河知道,正是这次可歌可泣的集体渡河,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片大地的质量,惠及百世。

渡过黄河,再向西北行走,茫茫绿野洹水间,有一个在当时还非常安静但终究会压住整部中国历史的地名——殷。

由于行走而变得干净利落的商王朝,理所当然地发达起来了。

两百多年后,商王朝又理所当然地衰落了,被周王朝所取代。

有一个叫微子的商王室成员,顺应了这次历史变革,没有与商王朝一起灭亡,他便是孔子的远祖。由此,孔子一再说自己“殷人也”。

大概是到了孔子的前五代吧,孔氏家族又避祸到山东曲阜一带来了。

孔子出生的时候,离盘庚迁殷的旧事,大概已有七八百年。这一个来回,绕得够久远,又够经典。

那个西迁的王朝和它后继的王朝一起,创造了灿烂的商周文明,孔子所在的鲁国地区也获得了深厚的滋润。严格说来,当时鲁国已经成为礼乐气氛最浓郁的文化中心,这也是孔子能在这里成为孔子的原因。

在文化的意义上,曲阜,这个出发点又成了归结点。这一个来回,绕得也是够久远,又够经典。

孔子知道,自己已成为周王朝礼乐制度的主要维护者,但周王朝的历史枢纽一直在自己家乡的西边,他从年轻时候开始就一再地深情西望。三十四岁那年,他终于向西方出发,到名义上还是天下共主的周天子所在地洛邑(今洛阳

)去“问礼”。

他已经度过了自己所划定的“而立”之年,确立了自己的人生观念和行为方向,也在社会上取得了不小的声誉,因此他的这次西行有一点派头。鲁国的君主鲁昭公为他提供了车马仆役,还有人陪同。于是,沿着滔滔黄河,一路向西。

从山东曲阜到河南洛阳,在今天的交通条件下也不算近,而在孔子的时代,实在是一条漫漫长路。

孔子一路上想得最多的,是洛阳城里的那位前辈学者老子。

千里奔波,往往只是为了一个人。这次要拜访的这个人,很有学问,熟悉周礼,是周王朝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当然,也可以说是档案馆馆长,也可以说是管理员,史书上记载他的身份是“周守藏室之史”。这里所说的“史”,也就是“吏”。

老子这个人太神秘了,连司马迁写到他的时候也是扑朔迷离,结果,对于他究竟比孔子大还是比孔子小,孔子到底有没有向他问过礼的问题,历来在学术界颇多争议。我的判断很明确,老子比孔子大,孔子极有可能向他问过礼。做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

记得去年在美国休斯敦中央银行大礼堂里讲中国文化史,有一位华裔历史学家递纸条给我,说他看到有资料证明,老子比孔子晚了一百多年,请我帮助他做一点解释。我说,你一定是看到有的史书里把老子和太史儋当做同一人。老子曾经西出函谷关,太史儋也曾经西出函谷关去找秦献公,而太史儋出关的时间是在孔子去世一百多年之后,事情就这样搞混了。此外,也有一些学者根据《老子》一书中的某些语言习惯,断定此书修编于孔子之后。我的观点是,更可信的资料证明,把老子和太史儋搞混是汉代初年的事,按照老子的出世思想,他怎么可能出关去投奔秦献公呢?至于书中的语言习惯,则与后世学派门徒的不断发挥、补充有关,先秦不少古籍都有这种情况。

我相信孔子极有可能向老子问过礼,不仅有《礼记》、《庄子》、《孔子家语》、《吕氏春秋》等古籍互证,而且还出于一种心理分析:儒道两家颇有对峙,儒家如此强盛尚且不想否认孔子曾向老子问礼,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难于否认。

接下来的问题是,孔子向老子问了什么,老子又是怎么回答的?

这就有很多说法了,不宜轻易采信。其实,各种说法都在猜测最大的可能。

我觉得有两种说法比较有意思。一种说法是,孔子问老子周礼,老子说天下一切都在变,不应该再固守周礼了。另一种说法是,老子以长辈的身份开导孔子,君子要深藏不露,避免骄傲和贪欲。

如果真有第二种说法,那就不大客气了。但在我想来,却很正常。当时,孔子才三十多岁,名声主要在故乡鲁国,远在洛阳的老子对他并不太了解。见到他来访时带有车马仆役,又听说是鲁昭公提供的,老子因此要他避免显耀、骄傲和贪欲,是完全有可能的。

按照老子的想法,周王朝没救了,也不必去救。一切都应该顺其自然,那才是天下大道。过于急切地治国平天下,一定会误国乱天下。因此,最好的归宿是长途跋涉,消失在谁也不知道的旷野。

孔子当然不赞成。他要对世间苍生负责,他要本着君子的仁爱之心,重建一个有秩序、有诚信、有宽恕的礼乐之邦。他的使命是教化弟子,然后带着他们一起长途跋涉,去向各国当权者游说。

他们都非常高贵,却一定谈不到一起,因为基本观念差别太大。但是,凭着老子的超脱和孔子的恭敬,他们也不会闹得不愉快。

鲁迅后来在小说《出关》中构想他们谈得很僵,而且责任在孔子,这是出于“五四”这代人对孔子的某种成见,当然更出于小说家的幽默和调侃。

认真说起来,这是两位真正站在全人类思维巅峰之上的伟大圣哲的见面,这是中华民族两个精神原创者的会合。两千五百多年前这一天的洛阳,应有凤鸾长鸣。不管那天是晴是阴,是风是雨,都贵不可言。

他们长揖作别。

稀世天才是很难遇到另一位稀世天才的,他们平日遇到的总是追随者、崇拜者、嫉妒者、诽谤者。这些人不管多么热烈或歹毒,都无法左右自己的思想。只有真正遇到同样品级的对话者,最好是对手,才会产生着了魔一般的精神淬砺。淬砺的结果,很可能改变自己,但更有可能是强化自己。这不是固执,而是因为获得了最高层次的反证而达到新的自觉。这就像长天和秋水蓦然相映,长天更明白了自己是长天,秋水也更明白了自己是秋水。

今天在这里,老子更明白自己是老子,孔子也更明白自己是孔子了。

他们会更明确地走一条相反的路。什么都不一样,只有两点相同:一、他们都是百代君子;二、他们都会长途跋涉。

他们都要把自己伟大的学说变成长长的脚印。

老子否认自己有伟大的学说,甚至不赞成世间有伟大的学说。

他觉得最伟大的学说就是自然。自然是什么?说清楚了又不自然了。所以他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本来,他连这几个字也不愿意写下来。因为一写,就必须框范道、限定道,而道是不可框范和限定的;一写,又必须为了某种名而进入归类,不归类就不成其为名,但一归类就不再是它本身。那么,如果完全不碰道、不碰名,你还能写什么呢?

把笔丢弃吧。把自以为是的言辞和概念,都驱逐吧。

年岁已经不小,他觉得,盼望已久的日子已经到来了。

他活到今天,没有给世间留下一篇短文、一句教诲。现在,可以到关外的大漠荒烟中,去隐居终老了。

他觉得这是生命的自然状态,无悲可言,也无喜可言。归于自然之道,才是最好的终结,又终结得像没有终结一样。

在他看来,人就像水,柔柔地、悄悄地向卑下之处流淌,也许滋润了什么、灌溉了什么,却无迹可寻。终于渗漏了、蒸发了、汽化了,变成了云阴,或者连云阴也没有,这便是自然之道。人也该这样,把生命渗漏于沙漠、蒸发于旷野,这就谁也无法侵凌了,“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

“大”,在老子看来就是“道”。

现在他要出发了,骑着青牛,向函谷关出发。

向西。还是古道西风,西风古道。

洛阳到函谷关也不近,再往西就要到潼关了,已是今天的陕西地界。老子骑在青牛背上,慢慢地走着。要走多久?不知道。好在,他什么也不急。

到了函谷关,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听说过了。守关的官吏关尹喜是个文化爱好者,看到未曾给世间留下过文字的国家图书馆馆长要出关隐居,便提出一个要求:能否留下一篇著作,作为批准出关的条件?

这个要求,对老子来说有些过分、有些为难。好在老子总是遇事不争的,写就写吧,居然一口气写下了五千字。那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道德经》,也就是《老子》。

写完,他就出关了。司马迁说:“莫知其所终。”

这个结局最像他。《道德经》的真正结局在旷野沙漠,没有留给关尹喜。

鲁迅《出关》中的这一段写得不错:

老子再三称谢,收了口袋,和大家走下城楼,到得关口,还要牵着青牛走路;关尹喜竭力劝他上牛,逊让一番后,终于也骑上去了。作过别,拨转牛头,便向峻坂的大路上慢慢的走去。

不多久,牛就放开了脚步。大家在关口目送着,走了两三丈远,还辨得出白发、黄袍、青牛、白口袋,接着就尘头逐步而起,罩着人和牛,一律变成灰色,再一会,已只有黄尘滚滚,什么也看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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