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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无结论的两难结构(1 / 2)

人们普遍认为,正确的主题思想加上合适的艺术形式,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好作品。这种说法勉强也能成立,只不过,那是指常规的好作品,而不是指真正的杰作,更不是指伟大的作品。

伟大的艺术作品,没有清晰的主题思想,也没有简明的结论。

现在我们似乎说得出几句它们的主题思想和结论,那是后人强加给它们的。后人为了讲解它们、分析它们、以它们谋生,就找了几条普通人都能理解的拐杖,其实那些拐杖都不属于伟大作品本身。例如,人们常常会说《离骚》的主题思想是“怀才不遇的爱国主义”,说《红楼梦》的主题思想是“歌颂封建家庭叛逆者的爱情”,其实都是不对的。

在西方艺术中,荷马史诗,希腊悲剧,莎士比亚几部最好的悲剧,米凯朗基罗、达·芬奇、罗丹、凡高、毕加索的绘画和雕塑,贝多芬、巴赫、莫扎特的音乐,也都不存在明确的主题和结论。讲得越清楚,就离它们越远。

这并不是说,杰出的艺术家在没有把事情想清楚之前就可以胡乱投入创作。更不是说,人们可以容忍艺术作品最后呈现出一团混乱和迷糊。恰恰相反,伟大作品不清晰、不简明的意涵,正是艺术家想得最多却怎么也想不出答案的所在。世上想不出答案的问题很多,但其中却有那么几个,一想就会搅动身心,卷入巨大的人生疑问,而且可以肯定,古人也曾经这么疑问,后人也必然会继续这么疑问。伟大的艺术家只要发现这样的地方,就会倾注自己最大的精力开始创作。创作的起点是两难或几难并存,此耶?彼耶?是耶?非耶?十分为难;创作的结果也是两难或几难并存,此耶?彼耶?是耶?非耶?继续为难。

在很多年以前,我曾经在《艺术创造论》的课程中选用一些实例来阐释两难结构,效果很好。史上一切最重要的艺术理论都必须通过实例来阐释,这连高深的里格尔都不能例外,而且事实证明,他在这方面做得很吃力,所举实例有一半比较勉强。在他之前,莱辛用一座雕塑“拉奥孔”来阐述美学课题,似乎做得更经典。我对自己阐释两难结构的实例是满意的,容易让学生从本质上理解艰深学理,因此在这篇引论上也不能省略,愿意从更高视角上重新进行简要叙述,读者可以对照阅读。

第一个例子,德国布莱希特的剧作《伽利略传》。

要用艺术方式来表现大科学家伽利略,至少有两种常规选择:

一、通过伽利略对天文的观察和发现,表现人类与自然的贴近和较量;

二、通过伽利略与罗马教会的冲突,表现科学与迷信、人格与神格之间的较量。

这两种选择,不管哪一种,都有主题思想,都有正确结论,而且都有可能写得精彩动人、气魄宏伟。但是,布莱希特都放弃了。他故意选择了一个最为难的结构——

伽利略在教会的火刑威胁前屈服了,公开宣布自己的科学发现是谬误,这对意大利的科学研究产生了极严重的打击。教会赦免了死罪,把他流放到了北方森林的一个小木屋中,而他原先的学生和朋友们也从道德和友情上把他流放了,再也没有人理他。孤独的老人在二十年后又有了重大的科学发现,甚至比二十年前的发现更重要。这让他的学生们产生了困惑,他当初该不该屈服?学生们在争论:对人生而言,两点之间最近的距离究竟是直线还是曲线?

当初如果不屈服,必定死亡,那也就说不上后来的科学成就了。但是,如果说当时屈服是可以原谅的,那也不对,因为正是他的屈服,使整个科学界一蹶不振很长时间,这中间不知有多少可能出现的成果被压抑了。那么,结论究竟何在?

没有结论。

只要出现了一种类似于结论的意见,立即就会遭来同样力度的反驳。显然,布莱希特自己也没有结论,甚至连偏向都没有,他让广大观众与自己一起卷入苦恼,而且坚信这种苦恼必将传之后代,没有出头之日。但对艺术而言,真正震撼人心的地方正在这里,它让人们因苦恼而高贵。

第二个例子,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

这部小说的内容很简单,一个独身的老渔民桑提阿果那天在茫茫大海中与浪、与鱼、与自己的体力进行了一场最残酷的搏斗,他终于捕获了一条平生罕见的大鱼,把它拖在船尾拉回岸边。但是没有想到,一路上其他鱼群却被这条大鱼的血腥所吸引,一口口把它啃完了,老人拉到岸上的,只是一个空骨架。老人沮丧而踉跄地走回自己的小木屋,很快就睡着了,与平常一样,又梦见了狮子。

在这个简单的情节中,作者对于老人与海的搏斗展开了很有力度的描写,但这并不是这篇不长的作品走向伟大的理由。走向伟大的理由只有一个:从海明威到读者,谁也说不清老人究竟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

“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消灭他,却不能打败他。”海明威写下的这句话已经成为现代格言,而作品本身却精细地表现了这位老人的彻底失败。然而,老人在返港的小船上刚刚承认自己被打败,却发觉大鱼的被吃,使船轻快自如。“我以前不知道失败会带来这么多的松快”,他想。于是他又想自己失败的原因,答案只是“出海太远了一点”。这时,其他鱼群又来袭击大鱼的残骸,但这些“胜利者”现在又能得到什么呢?老人回港后疲惫地上岸,回头又看了看大鱼的残骸,这,毕竟是被自己打败的对手……

如果有一个读者凭着这一些信息说老人是胜利者,那么,就一定会有另一个人拿出充分的理由说老人是失败者。彼此相反的理由可以是四条、五条、六条,乃至无穷,条条都有驳难者。于是,人们不能不想起,人类历史上的胜利和失败几乎都是如此,永久的两难,永久的转换,永久的互溶,永久的无解。

总有读者会好心地从中“挖掘”出主题,海明威彻底拒绝,他只是用沉郁的目光打量着茫茫海雾,一切都是未知,所剩的只是男子汉气息。但是,他的男子汉气息是可靠的么?也不,因此他扣枪自杀。

第三个例子,瑞士作家迪伦马特的作品《罗慕洛大帝》。

迪伦马特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欧洲作家之一。1999年他去世时,我曾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说:“我心中一个最常去的大港湾冰封了。”

《罗慕洛大帝》(又译《罗慕路斯》)是迪伦马特的代表作。这部作品我曾在中央电视台和北京大学的课堂上详细分析过,今天放在这里讲,是因为它在一个艺术关节上与《老人与海》有所呼应。这里的主角不是一个独身老渔民,而是处于人类历史转折点上的重要人物——西罗马帝国的皇帝罗慕洛。在他之前,欧洲有过辉煌的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在他之后,欧洲陷入了漫长的中世纪。因此,他在当时的“蛮族”日耳曼人入侵时的战败,属于千秋之罪。但奇怪的是,他在兵临城下、群臣逃散、朝野崩溃的危局下一点儿也不负责任,只是在一家乡间别墅埋头养鸡,被周围所有的人鄙视。

城破之日,入侵者首领日耳曼人鄂多亚克与他一见如故,待到彼此了解身份后才让我们知道两人各自的动机。原来罗慕洛是一位大智者,知道国势已经无救便应顺历史自然走向;而入侵者首领因在寻找继承者的事情上遇到了**烦,才用入侵的方式来“投奔”罗慕洛。结果出现了与《老人与海》相近似的困惑:胜利和失败如何分割?

这个问题显然没有答案,却有了新的深度。你看,即便是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胜败,也可能埋藏着相反的内涵。但是,这种相反的内涵又不能否定胜败。那么,究竟什么是真实的呢?不知道。或许,这个问题本来就无法设定;或许,世间本来就没有“究竟”。

第四个例子,美国好莱坞电影《一曲难忘》(即《肖邦传》)。

我以好莱坞作例,是想表明两难结构也能支撑比较通俗的作品,使它们大幅度提高素质,并被广大民众接受。

这部电影表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代音乐之神肖邦成名后轰动欧洲,当时他的家乡波兰正掀起一场民族抵抗运动,乡亲们企图借用他的名声来引起欧洲其他国家民众的同情和支持,用各种办法吸引他参加。他的女友、著名法国作家乔治·桑坚决反对,认为一个音乐天才的价值超过一场政治运动。但是,乡亲们终于请来了肖邦的音乐启蒙老师、初恋女友,他们捧着家乡的泥土出现在肖邦面前,彻底消解了乔治·桑的卫护。

肖邦以最辛劳的方式声援家乡斗争,直到累死。乡亲们为他举行隆重追悼会,邀请乔治·桑参加。乔治·桑拒绝,含着眼泪说:“这下你们满意了吧?世界上再也不会出现另一个肖邦了。”

显然,这又碰撞到人世间的另一个两难结构,所有的观众都无法作出明确判断。只要略懂音乐的人都会为肖邦的早逝而抱憾永久,但却又难于厉声斥责与肖邦死因有关的那些悲泣的乡亲们。

正是这种“势均力敌”,反映了人类的一系列重大犹豫。两方面都“理由充足”,因此都在把对方引向深刻,构成了一种“危势平衡

”。这种对峙,使作品非同一般。

第五个例子,仍然是好莱坞电影,《克莱默夫妇》。

在拍摄这部电影时,女演员斯特里普和男演员霍夫曼还都年轻,却让全世界眼睛一亮,但我今天不讲表演,还是讲文学上的两难结构。

一个到处可见的普通家庭,丈夫过于投入公司的工作而难于顾家,妻子很想找一份家务之外的工作,两方面都繁忙起来就顾此失彼,连孩子也无法照顾,无法调和只得离婚。看起来双方为了争子越吵越厉害,却因焦点一致,也就越吵越近。最后,所有的观众都希望他们复婚,而且两人也有了这样的意愿,但又明白,一旦复婚便会重复离婚前的全部悲剧和闹剧。该怎么办?无解。

因为无解,这个作品也就与千千万万陷于苦恼中的男女有关,而没有让一个简单的结论关闭后门。

五个例子,都比较现代。但是,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家黑格尔对这个问题早就有过深入论述,而他论述的范例主要是古希腊悲剧。可见,两难结构在美学上贯通古今。

黑格尔把两难结构的哲学原理,归结为“两个片面都具有充足理由,相持不下又相辅相成的悖论”,也可称之为“二律背反”。

由于“背反”的是“律”,而不是故意设计的戏剧情节,因此这种“背反”是两强共构。如果对峙的两方面有了强弱,那就很快构不成对峙,对峙成了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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