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时期，为确保义务教育的有效实行，腓特烈威廉一世父子接连颁布多条法规，但效果差强人意，而经济贫困则是首因 。父母不愿让孩子去上6至8年的小学，白白把劳动力送走。很多入学的孩子也只是在农闲时到校学习。学校规章中关于上课时间的规定都无法真正实行，遑论按规章去征收缺课罚金。
自王泰在河南创立义务教育一开始，他就面临严重的师资质量和数量问题，严重缺乏有学识、受过教育的教师。没有受过严格的师范训练的教师们，或者是那些饱读四书五经的儒士们，他们中大多数人，并不是王泰心目中的合格教师。
“关中学堂”和“中原学堂”的师资培训机构的相继成立，使得师资力量的奇缺，渐渐得到了解决。一批批新的教师走入河南的各所学堂。也幸好在自然科学方面，有大量的葡萄牙传教士授业解惑，才能解决目前的师资力量培训问题。
这也让王泰莫名地振奋，持续的努力，也让学堂的问题一一迎刃而解，走上了正轨。
对于河南，尤其是卫所下垦殖的百姓，对于义务教育，几乎是一边倒的支持。全民义务教育，义务性和强制性并存。至于河南义务教育是不是合乎大明祖制，似乎并没有人担心。
主政河南的几年间，王泰几乎走遍了河南所有的地方，他曾深入到偏远山村，儿童辍学率的严重现实，让他时常忧虑万分。
河南的百姓，无论是原住民还是迁来的流民，民生凋敝，嗷嗷待哺，吃都吃不饱，那还顾得上读书？
在王泰治下，随着兴修水利、挖井屯田，随着番薯的引入，卫所治下的百姓，基本上脱离了温饱问题，民众虽然还处于贫困之下，但百废待兴，希望丛生。
基于河南的现实，王泰不再是一省巡抚，并没不能插手布政司治下，可他依然在河南地面上，有足够的影响力。
教育是一国之本，开启民智则是重中之重，王泰不想再等，他必须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把所有的孩子都招呼到学堂里面来，谁要是敢跟他作对，他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用强权对抗抵制。
一张白纸好作画！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则是困难重重。
义务教育是一个国家的头等大事。大明王朝要国富民强，走上世界之巅，义务教育的普及必不可少。只有强大的义务教育基础，才能构建更加牢固的高等教育平台，培养出强大自信的国民，以大明上亿的国民，强盛指日可待。
高等教育，在中国，只能是普及教育，而不能成为精英教育，中国人几千年朴素的哲学观，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推行精英教育，社会的分级会更加明显，民族的动荡和不安也在所难免。
义务教育的弊端，便是成本太高，尤其对王泰而言，占到了卫所收入的一半以上。不过，既然王泰不反对，下面的官员和将领，也是顺水推舟。
卫所下的儒学提举司成立，虽然惊世骇俗，却也是理所当然。
虽然挂名儒学提举司，但儒学所占比例大大减少，自然科学大大增加。
明朝建立，科举制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明代对科举高度重视，科举方法之严密也超过了以往历代。
明代乡试、会试头场考八股文。而能否考中，主要取决于八股文的优劣。所以，一般读书人往往把毕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
“八股取士”定型于明朝，也形成了一股庞大的读书人群，“东林党”就是一例。明朝政府试图通过“八股取士”，将天下知识分子的思想集于一统，维护统治。简单的说就是读书人全部教材，用朱熹注解的《四书》、《五经》，考试出题全部在此范围内，根据题目，在限定文章格式的情况下，大家看谁的文章分高，谁分高谁做官。
八股文章必须四书五经取题，内容必须用古人的语气，绝对不允许自由发挥，而句子的长短、字的繁简、声调高低等也都要相对成文，字数也有限制。
八股文就是指文章的八个部分，文体有固定格式：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题目一律出自四书五经中的原文。后四个部分每部分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起来共八股。
八股文真正的弊端不在于”八股“，”八股“只算是一种写文章的格式，它真正的弊端在于限定了士子们的学习教材。士子们只能读四书五经，而且还只能用朱熹注解版本，固步自封，无法适应科技发展的需要。
八股文命题都需要出自四书五经，而且答题必须以朱熹的《四书集注》等程朱理学的观点为依据，并模仿古人语气“代圣人立言”，考生不能阐述自己的观点，禁锢了读书人的思想，这是科举用八股文取士的最大弊端。
另外，八股取才很大的问题就是取出来的人才大多都是教条主义，因为大家都学的同一版本教材，以教材至上，教材之外不会考，自然也不会学，所以造成读书人手无缚鸡之力。
不仅如此，八股文更大的弊端在于为选拔少量的不知良莠的文官，却诱使千千万万的士子每天钻研这种复杂的考试文体。八股文章既与政事无关，也不是一种文学创作。它虽对文学的发展有间接的作用，也确实选拔出一批才智之士，但它内容空洞，更像是一种文字游戏，耗费了无数士子的心血和光阴。
而在王泰的理念中，自然不需要这样的国家“人才”！
他需要的是通晓自然科学，学贯中西的实才，用科技来推到历史的进步。
而今天学堂里的这些年轻一代新国民，就是他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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