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也正是为了让门生们明白行动在悲剧定义中的特殊地位，亚里士多德刚把定义交代清楚，就立即在同一章里展示了悲剧的六个组成部分，把情节（经过布局的行动）列为首位，以下依次是性格、思想、语言、歌唱、造型。他还集中论述了首推情节（行动）的理由。他说：
六个成分里，最重要的是情节，即事件的安排；因为悲剧所模仿的不是人，而是人的行动、生活、幸福……
剧中人物的品质是由他们的“性格”决定的，而他们的幸与不幸，则取决于他们的行动。他们不是为了表现“性格”而行动，而是在行动的时候附带表现“性格”。因此悲剧艺术的目的在于组织情节（亦即布局），在一切事物中，目的是最关重要的。
悲剧中没有行动，则不成为悲剧，但没有“性格”，仍然不失为悲剧。
情节乃悲剧的基础，有似悲剧的灵魂；“性格”则占第二位。悲剧是行动的模仿，主要是为了模仿行动，才去模仿在行动中的人。
亚里士多德如此推崇情节（行动），并将其置之“性格”之上，是出于对戏剧基本特征的考虑。即使十分重视性格因素的人也会承认，倘若把问题放到最低限度上予以讨论，没有性格的戏剧确实还可称为戏剧，尽管很可能不是一出好戏；但没有行动、没有起码的情节和布局，则就很难构成戏剧。就此亚里士多德还打过一个比方，把戏剧的情节（行动）比之于绘画中勾勒成像的素描，把其他成分比作色彩，以说明情节（行动）是戏剧最本原的要素。这种认识如此明确，也与他面对的艺术实际情况有关。
在他生活的当时，与戏剧比较邻近的文艺门类是史诗和抒情诗。悲剧大多取材于史诗，人物大多是神话和传说中的现成名人，在性格刻画上比较粗疏，因而要从人物性格的刻画上把它与史诗区分开来是困难的。三个悲剧大师中欧里庇得斯比较注重性格，但亚里士多德对他恰恰不太欣赏。至于戏剧与抒情诗的区别，也首先表现在情节、行动、布局方面。
那么，亚里士多德是否十分漠视性格刻画呢？也不是。他论证情节（行动）的首要性时要花那么多笔墨来与性格对比，本身就表明性格在他心目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诗学》第十五章专门论述了性格刻画中须注意的“善良”、“适合”、“相似”、“一致”四点，并指出性格刻画的关键在于“合乎必然律或可然律”、“不应有不近情理的事”。这些论述都一一配以戏剧实例，切实具体，足以表明坚持情节至上的亚里士多德并非唯情节论者，更不是性格否定论者。
对于戏剧的其他组成成分，亚里士多德也各有论及，但较为粗疏。似乎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他排列六个戏剧成分，兴趣主要不在于对每一成分的分别剖析，而在于顺序，在于强调行动对于戏剧所具有的根本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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