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九五年，写过叙事长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的意大利著名诗人塔索去世，这是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最后一颗明星的熄灭。文艺复兴运动的发源地由喧腾而转入岑寂。
此时，英国、西班牙的人文主义者们还正在催发着、采摘着这一运动最丰硕的成果，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奥瑟罗》、《李尔王》、《麦克白》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第一部，都是十七世纪初年问世的，但是，无论是英国还是西班牙，都未能接替意大利而成为欧洲的文化中心。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第一，它们虽然出现了最杰出的作家，但在理论上比较薄弱，缺少理论指引能力；第二，它们的创作和理论，与意大利那些人文主义的健将们血脉相连，可以青胜于蓝，但尚未达到能够在思想文化体系间另立营盘、自成中心的地步；第三，它们在创作上取得的繁荣也没有延续太长的时间，正由于它们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难以割裂，所以意大利的衰微也预示了它们由荣而萎的近期日程。
由于英国、西班牙都未能接续意大利曾经取得的崇高地位，因此，到十七世纪前期，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已呈现出一片苍茫的暮色。
就在这个时候，欧洲的文化中心已经渐渐转向了法国，而且在那里稳定了很长时间，从十七世纪的古典主义运动直到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
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戏剧学充满了令人喜悦的活跃气氛。但是，其间的缺陷也是明显的，那就是，倚重古代者尚未把古魂魄化入血肉，倚重现实者尚未超越总结经验的阶段。
十七世纪之后，理性思维获得进一步发展，戏剧学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它往往作为某种巨大的思想潮流的一个侧翼，或者作为某种美学主张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出现于世。因此，也有可能更主动地走到戏剧实践的前面。这种趋势，使我们在以后论述时，未必再以戏剧现象为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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