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欧洲学者认为德莱顿是古典法则的否定者，这是搞错了。我认为，他至多也是古典主义营盘内的“异议分子”，而且异议得很有高度，被古典主义里边的一些好东西选择了、洗刷了、激活了。
例如，对“三一律”，他不在乎时间一律、地点一律，只独独讨论情节一律（亦即事件和行动的一致）。他说，判定这条法则，有自然的原因，那就是：如果情节、事件、行动不一致，就会分散观众的注意力、降低剧场的关注度。
他形象地把这一戏剧法则比之于透视：在透视中，必须有一个观察点，所有的线条都在那儿终止。否则眼睛就会因干扰而慌乱移动，作品也会不真实。这就把情节、事件、行动一致的理由说干净了。
但他紧接着又指出，戏剧史的发展事实早已突破了这种一致。虽然希腊舞台上是按照这个法则做的，“但在罗马戏剧中泰伦斯有了发明：他的全部剧作都有双重行为；他习惯于把两个希腊喜剧译过来编成一个自己的剧本，它们的行为都是喜剧性的，其中一个是主要的，另一个则是次要或从属的。这种做法在英国舞台上很流行，使我们获得变化多端的乐趣”。
既然罗马已是如此，那么，到了莎士比亚那儿就更放手了。德莱顿指出，如果严守情节、事件、行动一致的法则，“这就否定了莎士比亚所有的历史剧，它们全都由双重行为构成的”。
为什么戏剧实践会逐渐地冲破这一法则呢？德莱顿在《论戏剧诗》中回答说：
自然是复杂的，反映它的戏剧没有理由不用复杂结构，问题只在于作者是否有本领把它写得有条不紊而已。
把别人对于外在结构的刻板规定，转移为对内在秩序作“有条不紊”的处理，这说得很有水准。
德莱顿认为，外在的简单结构绝不是戏剧成功的确实保证，他以法国古典主义的某些剧作为例：“许多人把法国干燥无味、空虚贫乏的简单结构捧到天上，真令人大惑不解。”“法国一人一事的剧本，其中诗句之长篇大论、冷淡乏味，实在叫观众难以忍受。”对于时间和地点的一致，他就更不以为然了。他说，许多需要有两三天延续时间的生动事件，强按在一昼夜的限制之内是不合情理的。至于限定在一个地点上演出各场，既限制了内容，又会产生许多荒谬。
德莱顿对“三一律”的异议，出于一个简明的思想根据：一切都在发展，从亚里士多德那里抽绎出来的法则即便合乎他的原意，也未必合乎今天的现实。他在给当时另一位英国戏剧理论家莱默的著作《论前代悲剧》所写的批语中说道：
认为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因而我们必须遵守，这是片面之言，因为亚里士多德只是以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为范本，假如他看到了我们的悲剧，说不定早已改变他的主张了。
德莱顿对悲喜剧的肯定，也是出于对单一化法则的突破。按照单一化法则，把一个喜剧行动和一个悲剧行动缠绕在一起，让观众或悲或喜，会使作者的主要意图落空。但德莱顿认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视线完全可以在短时间内从令人不愉快的对象移到令人愉快的对象上去，而且由于相反的事物放在一起，可以通过反衬使彼此变得格外分明。这也就是说，悲剧和喜剧的结合，在观众席上可以获得许可，在艺术效果上甚至还是必要的，完全可以成立。
德莱顿一再地把莎士比亚作为自己的主要论据。“莎士比亚就是荷马，是我国戏剧诗人之父”，这是他的由衷之言。而且，“我们的莎士比亚”一出场，德莱顿又总得以倒霉的法国剧作家来作为反衬。由于莎士比亚本身的光华，德莱顿的“扬莎抑法”，大体合理，看不出什么民族偏见。
那么，德莱顿是否要剧作家们都转过头来模仿莎士比亚呢？他的态度比较慎重。既然他反对严守古代法则，那么，他也不赞成把今人的创作经验匆匆忙忙地法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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