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四个代表人物的并列，使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星光灿烂的时代。他们之间，意见并不统一，而且还常有龃龉争执，但是总方向大体一致。
思想本身的力量，深入浅出的宣传方式，加上渊博的学识、夺目的文采，使他们的影响十分巨大，使他们的声音遐迩可闻，由法国直播全欧。
他们所论，是现实生活中每天都要遇到的切实问题，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
他们所言，都诉诸人们的精神世界和信仰领域，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动情。
于是，他们所构成的思想激流超过了文艺复兴时代，或者说，从文艺复兴时代发源的反封建浪潮到这时才奔流成巨澜，足以向着欧洲封建主义的墙垣猛压下去——这就出现了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
启蒙主义时期的戏剧情况比较复杂。
说来似乎奇怪：反而是启蒙主义者的革命意向，使古典主义戏剧多留存了一些时候。
在贵族的政治地位开始动摇的时候，古典主义的戏剧原则也曾随之受到过怀疑，至少被认为不很适应新的启蒙宣传，狄德罗等人的市民戏剧就是应顺着历史潮流问世的。但是，当斗争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人们却渐渐感到，仅仅停留在“启蒙”阶段不解决问题了。用市民的意见写出来的讽刺贵族的戏剧，并不能使贵族们因羞愧而改悔。道德说教既已归于无用，那么，事情就发展到了必须与贵族战斗的地步。这一来，英雄主义就成了革命的一种必需，而古典主义戏剧中有的是这方面的教材。用普列汉诺夫的话来说，“对英雄人物的迷恋又促使对于整个古代生活的兴趣活跃起来了。模仿古代成了一种风气。在那时候法国所有的艺术上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正是这种风气，把古典主义悲剧的死亡推迟了好久。”（《从社会学观点论法国十八世纪戏剧文学和法国绘画》）
那么，是不是还是依然故我的古典主义呢？不是了。革命家们在艺术领域里一度显得保守只是表面现象，他们借古典主义的外在形式，化入了新的革命内容。等到他们终于战胜了对手，市民戏剧将会真正兴隆，莎士比亚也将取得更高的地位。
尽管如此，狄德罗等人在十八世纪对于新兴的市民戏剧作过的呼唤、对于古典主义戏剧原则作过的批判、对于戏剧的现实职能作过的阐述，还是具有深远的意义的。正是这些论述，使以后市民戏剧行世之时能很快就表现出充沛的生命力和广泛的社会基础。由于复杂的时代原因，十八世纪的欧洲没有出现与狄德罗的戏剧学完全相称的戏剧作品，但他的理论是可以上承莎士比亚、后启十九世纪戏剧的。
可以与狄德罗合称双璧的另一个代表者，不在法国启蒙运动的行列里，而是德国的启蒙主义者莱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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