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他，我结识了另外一些只身奋斗着的艺术家，如乔·德莱尼，来自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的老兵画家。乔经常没钱吃饭，不得不去造访左邻右舍，一个屠夫给他一些带少许肉的骨头，一个杂货商给他一些萎蔫了的蔬菜，乔用这些东西煮便餐汤喝。
另一位同村人是标致的年轻歌手，他惨淡经营一个餐馆。据传，如果顾客点了牛排，歌手就一溜烟跑出去，到街对面超级市场去买一份现成的来。他的名字叫哈里·贝拉方特。
德莱尼和贝拉方特这些人成了我的模范。我懂得，要坚持不懈为理想而工作，人得作出牺牲，过有创造性的生活。
艰苦磨炼中，我渐渐卖出一些文章。写了当时许多人谈论的问题：公民权，美洲和非洲的黑人。不久，像鸟儿南飞一样，我的思想老是回到了孩提时代。在我静静的房间里，好像听见奶奶，堂兄乔治亚，婶婶普拉斯，姑妈丽兹，舅妈蒂尔的声音，他们在讲述我们的家庭和奴隶制。
从前这些故事美国黑人是不对外人讲的，我也基本上守口如瓶。但有一天与《读者文摘》的编辑们共进午餐时，我讲起了我的奶奶姑婶堂兄，而且我说，我想追溯家族根由，直到那用铁链拴着卖到这边海岸上来的第一个非洲人。我带着一份合同离开餐桌，它将支持我采访写作九年。
这是一个爬出黑暗的漫长过程。然而一九七六年，离开海岸警卫队十七年后，《根》出版了。立刻，我尽情享受到了少数作家所体验过的成功与名声带来的欢乐。炫目的聚光灯赶跑了漫长的黑暗。
平生第一次，我有了钱，到处的门为我敞开。电话整天响，不断结交新的朋友，签署新的协约。我收拾行李，搬到洛杉矶，帮助拍摄电视连续剧《根》。这是一个忙乱兴奋的时期，成功之光照得我蒙头转向。
忽然有一天打开行李时，我无意间看到多年前住村里时装东西的一个箱子，里面有一个棕色纸包。
我倒出包中物，两个腐败了的沙丁鱼罐头，一个五分镍巾，一个一角银币，三个便士。往事像漩涡似地一下子涌上心头，和打字机一起蜷缩在阴冷、滴漏的单间斗室的情景历历在目。然后我对自己说，纸包里的东西也是我的一部分根，终生不可忘记。
我把罐头送去加装有机玻璃框。把那个塑料箱干干净净摆在天天看得到的地方。如今它们摆在我在诺克斯维尔的桌子上，放一起的还有普利策长篇小说奖杯；电视剧《根》九项艾美金像奖的半身雕像；还有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最高荣誉——斯平加恩奖牌。我很难说出哪样东西对我最重要。但惟有那第一样东西给我以勇气与恒心，使我在梦想悠悠之中保持对事业的忠贞不二。
这是所有胸怀梦想的人们都得修炼的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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