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烧制瓷器的瓷窑大多没在僻静的远山，以得柴火之近便。
从日本回来后，我一直期待着一次故乡之行。对于一个好不容易修补起来了的家乡，我不应该继续躲避。正好余姚市**聘请我担任文化顾问，我就在今年秋天回去了一次。一直好心陪着我的余姚乡土文化研究者姚业鑫先生执意要我在进余姚城之前先去看看河姆渡博物馆。博物馆馆长邵九华先生为了等我，前一夜没有回家，在馆中过夜。两位学者用余姚话给我详细介绍了河姆渡的出土文物，那一些是足够写几篇大文章的，留待以后吧。我在参观中最惊讶的发现是，这儿，7000年前，人们已经有木构建筑，已经在摘食杨梅，已经在种植稻谷，已经在烧制炊具，甚至在陶甑所盛的香喷喷白米饭上已经有可能也盖着一层霉干菜！有的学者根据一个陶碗上所刻的驯良的野猪图形，判断当时的河姆渡人不仅烧食猪肉，而且极有可能正是由霉干菜烧成。
难道故乡的生态模式，早在7000年前就已经大致形成？如此说来，7000年过得何其迅速又何其缓慢。
我在河姆渡遗址上慢慢地徘徊。在这块小小的空间里，漫长的时间压缩在一起，把洋洋洒洒永远说不完道不尽的历史故事压缩在泥土层的尺寸之间。我想，文明的人类总是热衷于考古，就是想把压缩在泥土里的历史搜寻出来，舒展开来，窥探自己先辈的种种真相。那么，考古也就是回乡，也就是探家。探视地面上的家乡往往会有岁月的唏嘘、难言的失落，使无数游子欲往而退；探视地底下的家乡就没有那么多心理障碍了，整个儿洋溢着历史的诗情、想象的愉悦。我把这个意思说给了陪着我的两位专家听，他们点头，但转而又说，探视地底下的家乡也不轻松。
我终于约略明白了他们的意思。就在我们脚下，当一批批7000年前的陶器、木器、骨器大量出土，引起人们对河姆渡的先人热烈欢呼的时候，考古学者在陶釜和陶罐里发现了煮食人肉的证据，而且，煮食的是婴儿。多么不希望是这样，他们郑重地请来了著名古人类学家贾兰坡教授。老教授亲自鉴定后作出了确证无疑的结论。此外，又挖掘出了很多无头的骨架，证明这里盛行过可以称为“猎首”的杀人祭奠仪式。当然这一切绝不仅仅发现在河姆渡遗址中，但这儿的发现毕竟说明，使故乡名声大震的悠久文化中包含着大量无法掩饰的蒙昧和野蛮。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斧柄等木质构件。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双鸟朝阳”象牙雕刻蝶形器。
可以为祖先讳，可以为故乡讳，但讳来讳去只是一种虚假的安慰。远古的祖先在地底下大声咆哮：儿孙们，让我真实，让我自在，千万别为我装扮！于是，远年的荣耀负载出远年的恶浊，精美的陶器贮存着怵目的残忍。我站在这块土地上离祖先如此逼近，似乎伸手便能搀扶他们，但我又立即跳开了，带着恐惧和陌生。
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指出，蒙昧——野蛮——文明这三个段落，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普遍阶梯。文明是对蒙昧和野蛮的摆脱，人类发展的大过程如此，每个历史阶段的小过程也是如此。王阳明他们的产生，也同样是为了摆脱蒙昧和野蛮吧，摆脱种种变相的食人和猎首。直到今天，我们大概还躲不开与蒙昧和野蛮的周旋，因此文明永远显得如此珍贵。蒙昧和野蛮并不是一回事，蒙昧往往有朴实的外表，野蛮常常有勇敢的假相。从历史眼光来看，野蛮是人们逃开蒙昧的必由阶段，相对于蒙昧是一种进步；但是，野蛮又绝不愿意就范于文明，它会回过身去与蒙昧结盟，一起来对抗文明。结果，一切文明都会遇到两种对手的围攻：外表朴实的对手和外表勇敢的对手，前者是无知到无可理喻，后者是强蛮到无可理喻。更麻烦的是，这些对手很可能与已有的文明成果混成一体，甚至还会悄悄地潜入人们的心底，使我们在寻找它们的时候常常寻找到自己的父辈，自己的故乡，自己的历史。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炭化稻谷，芒刺清晰，颗粒饱满。
我们的故乡，不管是空间上的故乡还是时间上的故乡，究竟是属于蒙昧、属于野蛮，还是属于文明？我们究竟是从何处出发，走向何处？我想，即便是家乡的陶瓷器皿也能证明：文明有可能盛载过野蛮，有可能掩埋于蒙昧；文明易碎，文明的碎片有可能被修补，有可能无法修补，然而即便是无法修补的碎片，也会保存着某种光彩，永久地让人想象。能这样，也就够了。
河姆渡遗址里出土的猪形陶钵。
告别河姆渡遗址后，几乎没有耽搁，便去余姚市中心的龙泉山拜谒重新修复的四位先贤的碑亭。一路上我在想，区区如我，毕生能做的，至多也是一枚带有某种文明光泽的碎片罢了，没有资格跻身某个遗址等待挖掘，没有资格装点某种碑亭承受供奉，只是在与蒙昧和野蛮的搏斗中碎得于心无愧。无法躲藏于家乡的湖底，无法奔跑于家乡的湖面，那就陈之于异乡的街市吧，即便被人踢来踢去，也能铿然有声。偶尔有哪个路人注意到这种声音了，那就顺便让他看看一小片淡青色的明亮。
“正当九月十月时，放翁艇子无时出。船头一束书，船后一壶酒，新钓紫鳜鱼，旋洗白莲藕。”
——陆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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