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信的第二天，我就来到王元化、张可老师的家里。张可老师只忙着端茶、送点心，而王元化先生则几乎没有寒暄就立即与我谈起了刚刚发表不久的李泽厚的《论严复》，又联系到李泽厚早在50年代发表的《谭嗣同研究》。这种不羼水分的学术性谈话出现在家庭里稍稍显得有点沉闷，张可老师坐在一边听了一会儿就笑着嗔怪起来：“人家那么远的路赶来，一下子谈得那么严肃！”待到吃饭了，张可老师始终在忙着给我夹菜添饭，连王元化先生也觉得过分了，一次次说：“让秋雨自己来，让秋雨自己来。”但是每次吃饭，我总觉得他们饭量太小，而我的饭量太大，很不好意思。
没有想到，1979年6月，张可老师突然在一次会议上中风。送到医院，情势十分危急，昏迷10天不醒，半个多月一直处于病危之中。王元化先生在医院号啕大哭。这位多灾多难的学者一遍遍呼喊：“我对不起她！我对不起她！”他当时还没有平反。
不到半年，王元化的冤案终于彻底平反。此时的张可老师，虽已摆脱病危，却像换了一个人。
王元化参加工作后越来越忙碌，很少有时间在家逗留了。张可老师几十年来早已习惯每天陪着困陷于冤屈和寂寞中的丈夫，现在，她寂寞了。
王元化总想抽时间陪她。那年在庐山召开全国文艺理论研讨会，王元化应该到会，他却用《文心雕龙创作论》的一大半稿费，在庐山租了一间房子，把张可老师接去了，乘机让她在那里疗养。我也去参加了这次会议，到他们的那间房子去拜访，发现来访的客人川流不息，很难真正休养。一天，与会代表分乘几辆客车在山间游玩，其中有两辆翻了车，消息传到张可老师耳朵里，她居然起身来到屋外，焦急地在路口见一人问一人：“余秋雨死了没有？余秋雨死了没有？”
旧时的上海极司菲尔公园（今中山公园）。
那两辆翻了的车，也只是部分人受了点轻伤，而我那天根本没有出游。当我知道张可老师对我的问讯之后实在有点吃惊，一是被一位病人的关爱所感动，二是觉得若在她生病之前，这位中英文俱佳的高雅女子绝不会用这样简单直白的句子问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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