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种无理取闹的人，我一般都置之不理，尽管心里累积了很多闷气，也不会和他吵起来。因为我觉得那样没意义，别人混迹职场，参加工作少说也有十几年，我这种初入职场的完全不是他的对手，再说他是上司，他说什么都在理，我和他讲理只会浪费口舌。而且我这样和他一吵，说不定我这来之不易的工作就这样失去了。
我的一句口头禅是：“没事，总之要淡定。”虽然没有“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那样的淡然，但也有一点处事不惊的态度。他骂我，我忍着，但我深知这个忍耐是有一定限度的，“兔子急了也咬人”等达到某个临界值，达到了我所能忍耐的极限，我明白，那也该是我反抗、爆发的时候了。
对于情绪控制方面，我自知算是控制得比较好的。在别人眼里，我很乐观，几乎没有心情不好的时候。其实快乐的人不是没有痛苦，而是不被痛苦所左右，尽管内心受了再重的伤，也尽量压制着这份情绪，使之不影响自己身边的人。像严总这种从别处受了气就要拿比他弱小的势力出气，发泄一通的行为，我是绝对不会做的，这里就根本没有比我还弱小的势力，嗯、呃、咳，有的，墙壁柱子算不算？我经常在周围没有人的时候，对着墙壁或者柱子乱捶一通，以此出气。
时至八九月，项目部里新旧职工，来往匆匆。我们部门也走了两个，转岗了一个:走了并不是表示辞职了，只是一种响应公司的要求和个人的意愿，被调离到公司其他项目。同部门的安监部经理周善全就把握好了这次机会。当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向公司提出调离申请，我们部门的安全主管聂然就是这样做的。他们俩都算是摆脱了与严总共事的那种压抑的气氛了。而所谓的“转岗”是指：还在同一个项目，只是部门改变了，负责的东西也改变了。转岗的人不算多，孙少华便是其中一员。
自他们走后，严总也丝毫没有停止与其他人的争吵。会议室、走廊、办公室里总会传来他的一两句叫骂声，而原本有五个人的部门却迟迟不见新丁，整个部门也就只剩我和他两人了。
我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在最近的几天中，我不止一次地遭受到严总的雷霆，久而久之，我便习以为常。从开始的接受不了、十分委屈，到想要奋起反抗、推翻独裁，再到后面慢慢地淡然处之。不管他的态度怎样，我都会虚心接受他的意见，当然不是全盘接受：我只会将那些我认为对的话记下来，作为人生的参考依据，而那些我认为是错误的话，就当做生活中的糟粕，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了。
他骂我很有一部分原因是我工作没有做到位，我会耐心地一遍遍纠正，完善；他骂我也在很大的程度上锻炼了我的抗压能力，不知道怎么的，我总因这事回想起小时候我妈对我的打骂，那时候的我可没有这么大的承受能力，唯一能宣泄的方法只能是：“哭”，嚎啕大哭，越哭她就越打，我冲出家门被她追着打，只有躲在爷爷奶奶的背后，方能得到短暂的庇护。
童年、青少年时期的我也正是在这样的打骂声中，慢慢地成长起来。起初我曾有一段时间特别记恨我妈，不过好在我懂事得比较早，明白他们的良苦用心，知道他们为我的操劳。十二岁那年我收到了来自我妈的一份信，仅有初二文化水平的她将自己最真挚的情感歪歪扭扭地表达于上，其间还有不少错别字，但却一点也妨碍不了我的阅读，那种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真情实感，让我的泪花瞬间充实着我的眼眶。什么叫做“打是亲，骂是爱”，这简单的两张纸已经得到完美的展现。自那时起，我就在心中暗暗立下誓言：“绝不跟爸爸妈妈唱反调，绝不惹他们再生气。”也是自那年后，我每年的生日愿望和新年愿望都是：“希望我的爸爸妈妈一生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那个专项处置的行动方案弄好了吗？”一声沉闷的嗓音把我从过去的思绪中拉扯回来。毫无疑问，又是严总在催促我递交相关资料了。
“快了，只有两个点的东西了”我如是回应着。
“怎么还没弄好？我不是前天就叫你弄了吗？”
由于是第一次接触这样的事情，毕竟是编写方案也是马虎不得的东西，我得仿照过去的资料，结合现在现场的实际情况，做出调整和修改。我并没有回答他，心想着如果我这样说了，他后面肯定还要一大堆问题在等着我，索性选择默不作声。
严总果然正如我所想的一样，没有再啰嗦下去，只是叫我快点弄好发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