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自然也知道征收遗产税对于豪门大户而言，肯定难以接受，毕竟他自己也是豪门大户，一开始当熊浃提议征收遗产税时，他也难以接受，但想到如今江南不比其他地方，家世豪富者多，不征遗产税的话，会让财阀的后代可以通过不劳而获而继续成为财阀。
虽然人家继承自己父辈的遗产也无可厚非，但让大量财富只聚在少数人手里，自然是不利于江山社稷长治久安的。
而且，江南豪富者多了后，涉及遗产继承的案子肯定会增多，朝廷不能免费主持正义，司法服务也是需要有偿的，不然，谁愿意管你家的闲事。
“臣也同他们想到了这里，对于豪门大户而言，把自己家产无偿拿出一部分给朝廷，的确有些不能接受，但是，臣相信，他们也会有需要让朝廷替他们做主分遗产的时候，朝廷可以先立遗产法和遗产税制度，但不严征，只是百姓们私自继承或转让之财产，朝廷不承认不予保护，如果要想让朝廷主持公正，自然得按照朝廷制度来，给朝廷缴纳遗产税，臣相信，有宗族之绝户弱房为了自己之遗产继承之权得到朝廷保护，会愿意缴纳遗产税的。”
王守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为同样是豪门大户的他，自然也见惯了宗族豪强为分家产而争斗的事，知道朝廷的确需要在这方面增加官府的干预力度，而避免宗族豪强因利益斗争而决裂，造成家族不和，家族不和，国家也自然难以和睦。
朱厚照自然愿意征收遗产税，如今见王守仁也主动提出可以让朝廷立遗产法与征遗产税，他也没有意见，只点了点头：
“既如此，你这些日子，便负责拟定出遗产法草案来，朕倒时候审议通过后就颁发天下，另外，再令江南国税局可以增加遗产税征收条例。”
“遵旨！”
王守仁便开始去拟遗产法草案，自然也不是由他亲自拟，而是由他这个内阁大学士管辖的内阁中书拟。
事实上，大明现在还没有明确的立法机构。
虽然宪法大纲规定立法权在皇帝手里，但朱厚照也不可能自己来拟法案，一般情况下，依旧是让内阁拟，这样也可以让内阁替自己挡枪，然外面的人依旧以为是内阁在搞这些事，皇帝并不知情。
内阁现在既是内政中枢，也是朱厚照的秘书处，这也就使得内阁权力依旧很大。
王守仁现在就已完全可以替朱厚照主持整个江南体制改革之事。
很快，遗产法案便被确定了下来，并登载于官方报刊。
大明的统治阶层即豪强士绅们对于遗产法的出现也的确反应强烈起来。
“自古以来，一家之人，忌言分家之事，至于所谓继承之法也不过依循儒门礼法，立嫡立长也！并不细管民间家产分割之事，如今朝廷却以法令规定继承之顺序，倒也避免宗族之内分财不均！”
但让朱厚照没想到的是，如王守仁一样，在遗产法案出来时，豪强士绅们还是支持的，决定由朝廷来管的确更易公正，毕竟这遗产法案也是又王守仁这样的官僚草拟的，自然也不会让富户之家主在伦理感情上无法接受官府规定的遗产继承顺序。
不过，当遗产税出来时，豪强士绅们则无法接受了，虽然表面上也不好说自己把财产传给子嗣后代，朝廷怎能得其利，但内心里都是这么想的，因而，也都没有把朝廷的遗产税当回事，只觉得自己传家产于子嗣也不需要靠朝廷来。
真正让江南豪强士绅无法接受的还是征税的其他新政策。
江南国税局的税收新政策一登载到官方报刊上，就引起了轩然大波。
首先，背景是江南豪强士绅的官员，一个个皆愤怒地拍起了桌子。
南京大理寺右评事韦商臣此时就怒不可遏地说道：“盛世之朝，却加征暴敛，这如何是爱民之仁政！前日，陛下召见户部与户科官员以及南直隶、浙江巡抚开廷议商议税政，却没想到不但未蠲免税赋，反而加征税赋，管天下钱法的这些官员竟也没一人体恤民困吗？！”
韦商臣家族是徽商大户，按照原有的税政，是按户籍名下田地数量征税，而他家户籍在徽州，徽州田少且因为朱厚照永久免除了天下徭役，民众投献积极性也不高，所以他家户籍名下田地数量不多，如果按照原来的缴税方式只需缴纳少量田赋。
（查了一下，真实历史上，明朝士绅并不是免税，只是免徭役和一定数额的免税田，所以这里，韦商臣还是要缴税）
但现在，熟稔江南实际情况，且知道江南经商的侨居者居多的丛兰与熊浃两北方官员，也就直接没让江南国税局再以户籍征税，而是直接按照商行与店铺、工坊征商税，而且也要求这些商行、店铺、工坊必须在相应府县的工商部门登记。
这样一来，即便韦商户籍在徽州，而全家和产业侨居江南，依旧需要缴纳比以前更多的商税。
韦商臣无法接受，也就写了奏疏，要劝阻朝廷新税政的实施。
但是，韦商臣的奏疏并没能呈递到御前，因为，现在朱厚照已经改革了行政程序，明确了具体分工，大理寺的官员属于司法体系，没资格评点税政的事。
这里，通政司官员白祥便把韦商臣的奏疏给放到了收集大理寺官员奏疏的一栏里，大理寺堂官在收到这奏疏后，出于保护韦商臣的目的，也没有把韦商臣抨击朝廷税政的事告到御前，也就打了回去，还批复不在其位当不谋其政。
韦商臣受到这奏疏后并不感谢大理寺的堂官，反而愤恨大理寺的堂官，言其僭越，代天子批奏疏，乃大逆不道之罪，并痛骂朝廷言路不通。
但事实上，不过是韦商臣等一些久在南京的官员，还不懂朝廷现在朝政运行的规矩而已。
当然，大多数官员还是知道这个规矩的。
翰林院编修王用实此时便知道朝廷现在的规矩，但也因为知道，王用实所以反而对朝廷现行制度更加不满。
在他看来，朝廷现在虽然把政务分的很明确，却也阻塞了言论，造成士大夫之权被严重限制，这让他不得不怀念以前的时代，以前无论官职大小类别都可以把奏疏曾递御前，对某项朝政大肆抨击一下，虽然难免惹怒陛下，被廷杖严惩，但至少可以捞个清名，让朝廷知道自己的意见。
可现在，王用实不得不承认，朝廷的言路被严重阻塞。
虽然言论是自由了，你想说就说啥，但在文字上的内容却很难再对天子和朝政造成影响，除非是自己分内的事。
士大夫很难再对天下事指指点点。
如今，这税政改革的事一通知下来后，王用实这种感受就更加强烈，因而不由得地怒道：“新税政之事，未颁发之前，无论是部堂高官还是清流储臣，皆不知其细节，更无法参与，如此下去，如何令天子兼听而明！这次，王某但以一死，而求陛下广开言路，毋令权臣误国。”
在王用实看来，这种加征税赋的事肯定是内阁与户部的官员们干的，毕竟政策是他们定的，如果他们不愿意，陛下也不能把政策推行下来，如同之前的政策一样。
王用实甚至认为朝廷制度如今变成官员无法干涉其他衙门之事，而且大理寺、刑部、近卫军各大总部有票拟之权，肯定也是权臣们搞的鬼，想分陛下之权。
所以，王用实跪在了莫愁湖行宫外，恳请面见皇帝，他要痛斥权臣之野心以及误国之举。
朱厚照见王用实跪在外面，也很佩服他的勇气，甚至也很欣赏他的单纯，但他并不喜欢王用实的愚钝，是的，他认为王用实是愚钝的，因为税政改革的事而痛批朝廷现行制度，明显是屁股坐在了自己的阶级上。
“让他跪着吧！”
朱厚照自然不会见这王用实，他一见也等于坏了自己的规矩，也不是说，他不能见，而是，他不能因为税政和朝政体制的事见，那样只会助长其他官员的气焰。
当然，朱厚照现在也不会再惩罚王用实，一是王用实是在反权臣没有和自己作对，二是王用实现在的行为从律法上说不算违规，就好比后世市民跪着要见市0委0书0记一样，作为“市高官”的自己总不能要把要见自己的“市民”王用实给打出去，那样只会失去天下人心。
朱厚照知道自己作为皇帝，现在最好的方式就是永远躲在幕后，让天下人误以为自己不知情没参与，甚至误以为自己是被权臣操纵了。
听着内宦们传来的关于王用实等官员对内阁王守仁和户部等官员的抨击，朱厚照也很想笑，也有些心疼他们，但同时，他也不得不承认，当自己在文官集团内部搞等级与权力互相制衡时，文官集团内部也就难以再联合在一起和自己这个皇帝都，而是自己内斗起来。
以往随便一个官员都可以抨击朝政，使得大官无权小官无惧，于是，所有文官都可以干涉皇帝，而现在，大官权力相制衡，小官被大官管，小官只能斗大官，而大官们互相斗，而自己这个皇帝正好可以稳坐帝位，操控全局。
当然，朱厚照也知道自己还是需要小心党锢之争的。
话转回来，现在还不是党锢之争太严重的时候，朱厚照的心思也没放在这上面，在见王用实还在外面跪着时，他不由得暗自感叹了一句，心想翰林院的官还是太清闲啊，要是真的很忙，就他在外面跪这么一会儿，他的同僚们又得多干多少活，只怕没人不会怨他。
王用实的跪见皇帝之方法没有奏效，在他跪晕且被抬回去的第二天，南京翰林院侍讲学士许诰作为王用实的上司，就直接把王用实的考评列为最差等，原因是王用实没有做好本职工作，甚至还组织翰林院内部会议批评了王用实，这把王用实气的个半死。
同情王用实的官员也有，也都称赞王用实刚直，譬如监察御史陈褒就很欣赏王用实，还上疏为王用实正名，但是没用，御史现在只能弹劾与立案，没有奖掖与为某人扬名的权利，决定王用实优秀不优秀的评价权在他上司手里。
无论是上奏疏还是跪在行宫外，都无法达到阻挠新税政的目的，反对新税政的官员们只有最后一个办法，便是直接找内阁与户部官员理论，甚至直接骂他们。
“王部堂，尔身为朝廷重臣，南户尚书，却为何允许这样的税政出现，这是横征暴敛！”
南京刑部尚书孟凤就质问起南京户部尚书王承裕来，王承裕自己觉得自己挺委屈，本来自己的确也是在廷议上阻止了税政改革的，是最后没有办法才不得不同意，甚至也极力维护了江南士绅的利益，可如今还要遭受诟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