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历史最迷惑的岔路口，你们选对了时间。”陆处长盯着大家似笑非笑：“也许大家有了感觉，但没想明白，一个现代社会除了工业化，你们遗漏了什么？”
一帮高智商的家伙，此时被这个农民模样的人整懵了。
“我们行政机构名称给了答案，再想想？”
此时，孙总突然一拍大腿。“工商局，是不是？”
“然也！”陆处长转文，有些勉强，但答案是被猜中了。“工业社会的形成，没有商业社会作支撑，是不可能的，这一再被世界工业化的历史所证明。”
一谈到历史，大家意识到自己的短板，这帮子理科生，遇到文科生擅长的东西，就不行了。况且，你们这是要穿越到历史空间去的，不懂历史，怎么改变进程？
“太阳底下无新事，人可以跳着前进，但长路，还得靠脚踏实地地走。逻辑是个有用的东西，大家想想。”
一旦脑洞被打开，下面的议论就纷杂起来。有人说，工业产品要变成财富，必须要交换。还有的人，谈论到工业化最典型的特点是分工，分工就必须建立在交换基础上。还有人说，工业化的正向回馈，离不开市场。
“你们讲了好多高大上的东西，但我们到了那时代，是要说人话，说当时百姓听得懂的话。我只说一句：铁匠不生产粮食，他靠什么活？”
当然靠交换，这是商品经济的特点。如果铁匠不与农民换粮食，那么，农民就没镰刀，铁匠就没饭吃。有人提醒到，没有商业的发达，工业就是搞出来了，也形不成改造社会的力量。
“宋代，已经发明的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清明上河图也展现了当时发达的商业社会，这就给工业的萌芽奠定了基础，所以，你们凭直觉选择穿越到那个时代，是对的。”
这种正确，只不过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大家选择宋代只不过是为了对付铁骑，感情，此时与理智，居然巧合了。
“过去，我们对商业有误解，那是因为，在农业社会，我们古代是自给自足的，商品交换的必要性低。因为逐利性与必然性的背离，导致许多人反感它。没有增量的交换逐利，好像只剩下盘剥，这是让人垢病的地方。但是，一旦工业化进来后，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增量，这种交换，就显示出巨大的作用，而成为社会运转的必需品。”
陆处长的大量专用名词用得一点都不生硬，反正出于自然。可见，他对社会理论与历史知识的掌握与运用，相当熟练了。
冬子觉得，社会上许多人有误解，说某些官员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但这何以解释，我们国家近几十年来，发展速度与规模成为世界最闪亮的存在？何以解释这个仅用三四十年就实现工业化的奇迹？没有这样一些优秀的行政人员，怎么可以带领整个社会的进步？
当普通人找不到便宜时，总是骂别人贪心。但自己没想想，自己也有贪便宜的心？你骂有人贪腐，有可能是因为你自己没那机会，属于嫉妒。
就在坐的这些高智商的人来说，他们在自己的领域自命不凡，但在整个社会改造系统里面，他们也只是精英与骨干中的普通一分子，需要其它精英一起来干。
好在，知识分子的自信，让他们在知识面前养成了谦卑的习惯，他们在认真听。
“你们如果要穿越，必须建立一个让整个社会动起来的商业机制，这样，才会让工业化建立社会的正反馈，才会让工业社会正常运转起来。”
下面有人回顾了我们前后三十年，前面三十年不是没有工业，但无法使全社会工业化，原因是什么？而后三十年主要做对了什么？首先，肯定是解放了商业，让个体户出现了自由市场。当交换繁荣之时，工业得到正反馈，社会就突然兴盛起来，如同久抑的热情被唤醒，巨大的能量从地底下喷涌出来。
此时，孙总提出了一个问题：“陆老师，在贫穷的社会里，如何让商业化深入人心，展开起来？”
当孙总把一个人叫老师的时候，体现了他最大的尊重。冬子知道，孙总很少把人叫老师的。
“你是问我们近几十年，还是世界整体状态？”
陆处长遇到这种具体问题，逻辑就显得比较严密。
“我是问，假如像宋代，那样的农业社会，当时普通人，还是比较穷的，剩余产品少，可供交换的商品不多时，如何让普通人在商业化受益，这是个问题。”
穷人，一般在商业社会中，是受害的，尤其是在一个纯粹的农业社会。这个观点，在下面的讨论中，冬子听到不止一个人这样说过。
“好问题。估计我们几千年的帝王将相，都没想清楚这个问题，总在抑制与促进两个方向上左右摇摆。具体的历史证据，史书上都有，我不重复。但我可以提供一个现在的研究样本，供大家参考。”
只要听到研究样本几个字，这些学过统计数学的人，都比较兴奋起来，这是他们熟悉的内容。数学家的位置，与冬子虽然隔了几个座位，但他的声音还是让大家听到了。
“相似的样本，是具备参考价值的，只要统计方法完备，完全可以分析得出结果。”
微电子专家笑到：“莫给我讲统计数学，当年我差点挂科。”
下面很多人笑了起来。冬子不懂这门课，但大家的议论还是听到了。统计这门课，是非常难的，难就难在要从表面无序的数据中，找出规律。最主要的是，公式太多，非常难学。
“我讲数学，不是专家。但是，样本试验，我知道一些。我给大家说个与宋朝相似的样本，今天在某些地方，仍然存在。”
这话很突然，还是原来他的观点，与其穿越到宋朝，不多到世界看看。世界上许多地方，还保留着宋朝的生活状态呢。
“印度北部某些地方，孟加拉的某些地区，是典型的农业社会，甚至还没有我们宋朝搞得精致。但总体人均生活水平，与我们宋朝差不多。因为他们的主要产品是粮食，从人均耕地面积讲，与宋朝差不多，而粮食产量，也差不多。”
面积差不多，这可以理解，但产量差不多，这就比较意外了。毕竟，600多年过去了。
“费主任估计也有体会，他去过。一亩地，种水稻，亩产在400斤左右，基本上相当于我们宋朝的产量。也就是说，从物质资料生产的效率来说，从个人仍有财富来说，他们就相当于宋朝的老百姓。”
火药专家此时感叹到：“我们在这里吃肉，还得要感谢袁隆平啊。”
此时，大家开始夹菜喝酒。冬子没有想到，在座的许多专家，在他们少年时代，也经历过亩产400斤的时候，那时候的贫穷，是根深蒂固的记忆。而杂交水稻出来后，今天，我们的亩产达到1800斤甚至有的达到2000斤，这是个怎样的数据？
此时，数学家突然发言到：“这是不是有个巧合？我们的产量是人家的4倍，我们的总GDP也是人家的5倍左右？工业化只多出了一部分？主要靠粮食产量？”
马上就有人批评到：“你忽视了一个东西，可耕地面积。我们的可耕地面积，比人家少三分之一，况且，南亚是一年三熟，我们最好的江南也只一年两熟，东北黑土地最好，也只有一年一熟。所以，我们的全面胜出，主要靠工业。”
他混淆了粮食总产量与单产的区别，数学家激动起来，也会犯常识性错误。整个酒席，他是最自我的人，因为别人喝红酒是一口口地抿，而他老先生，却喜欢一口干。酒鬼，遇到酒，就不理智了。
“对贫穷社会的研究，不是我们自己搞的，但别人搞的，有一些有意义的成果，跟大家分享一下，或许，大家会有新的体会。”
陆处长先问了一个问题：“教育与医疗，是具备致富的外部条件。外部因素是变化的条件，而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那么，从内因角度而言，贫穷的本质是什么？”
数学家又开口了：“这是个哲学问题？”
“不，这是个具体问题。”陆处长说得斩钉截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