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祗德威信全无，又不好意思重骂手下和友军，这点他是个“老好人”。算了，无力剿匪，还得向大老板求救。唐懿宗忍不下去了，从安史之乱后，朝廷失去了对丰饶的华北平原的控制，如今收入主要靠江南地区。如今义军的地盘已经威胁到唐朝东南的税收和漕运，再这样下去，国税地税都要打水漂，今年要勒起裤腰带过了。还能不能让朕愉快的聚会、喝酒，旅游了。地方不行，那就出动中央正规军。
唐懿宗招来宰相夏侯孜叫他想个办法，挑个人选。
夏侯孜已经是唐懿宗上任几个月来的第四任宰相，宣宗留给唐懿宗的宰相令狐綯换岗当了山陵礼仪使，第二位宰相白敏中摔伤了腿，第三位宰相萧邺也于唐懿宗登基当年十一月调动去当荆南节度使。
夏侯孜的人选是安南都护王式，唐懿宗觉得可以，就采纳宰相夏侯孜的建议派安南都护王式调为浙东观察使，顶替郑祗德赶快上任，尽快平定地方。至于郑祗德，托手下的福，得了个“懦夫”的称号，被调去担任个太子宾客闲职高高闲置起来。
王式这个人还是有真材实料，肯干实事的，是个名副其实的儒将。我们来看看王式的个人档案：
王式，字小年，公元810年生。原籍并州太原，户口所在地：扬州。
学习经历：出生学者之家，从小接受高等教育，自幼节俭，勤奋好学。
身份：官三代
家庭背景关系：祖父王恕约公元756左右在扬州开始任仓曹参军
伯父王播(759年~830年)最高官职为唐文宗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封太原郡公
二伯父王炎，比较有名的诗人。
父亲王起(760年-847年)，为当世名儒，初为校书郎，补蓝田尉。李吉甫辟掌淮南书记。太和末，累迁中书舍人。历户部尚书，判度支。武宗时，四典贡举，所举皆知名士。终山南西道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封魏国公，王式为其第三子。
兄王龟，官太常少卿，同州刺史，文学家。
堂兄王铎，二伯父王炎之子。官检校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僖宗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诸道行营都统，太子太保，检校司徒，封晋国公。
社会背景：好友李怡，后改名李忱，儿时玩伴和挚友，即后来的唐宣宗。
好友夏侯孜，公元826年进士，公元860年唐懿宗时期（即王式剿匪裘甫时期）当了大半年宰相。
个人工作经历：约公元826年以门荫补为太子正字（校刊文字），因工作表现突出被评为过年度先进（贤良方正科），不久升官任殿中侍御史。
文宗初年（公元827年），王式通过郑注与宦官王守澄结交，遭到御史中丞归融的弹劾被外放为江陵(今湖北江陵)少尹（副市长）。
宣宗大中年间（公元847年），王式调任晋州(今临汾市)刺史（高官）。时逢当地发生天灾，没有收成。饥民纷纷外出逃难，相邻州县都拒而不纳，惟有晋州给以赈恤，救活数千人。在年终的地方官吏考核中，晋州被评为“善最”（善指德操，最指才能称职）。
大中十二年(858)，王式调任安南(治所在今越南河内)都护，罢岁赋外的搜括，修治壕栅，镇压暴动有功。
大家看到王式的家庭背景和社会背景是否感觉亮花了眼？父辈、兄辈、友辈都是牛人。
从以上个人档案我再补充讲解下，王式出生太原王氏，那是了不得的家族。从魏晋到唐朝都非常显赫，列为五姓七族高门之一，皇帝都要巴结的。王恕是太原王氏旁支，依靠本家的有限支助和自己努力，得了个扬州仓库管理员的八品小官。王恕刚落户到扬州时是比较贫困的，基本只能维持温饱。就是这样的条件，王恕养的三个儿子却都争气。可以说王式家族仕途起步在祖父王恕，但发扬光大在伯父王播和父亲王起。
扬州王氏良好家风到了王式这一辈也得到延续。王式从小养成朴素、节俭、勤奋的好习惯（所以说小时候的习惯很重要）。
王式和同年的唐宣宗李忱能成为朋友。是因为小时一起读过书，是同学，关系有四大铁：所谓一起同过窗，一起扛过枪.一起嫖过娼，一起分过赃。这关系属于四大铁之一。这在古代很普遍，官员送子弟陪皇子一起读书，从小形成自己的社交圈。如今也是一样，当官的、有钱的子弟都固定到某某学校，最后成为同学。什么叫赢在起跑线？这就是了。
以前做官最大的荣耀是什么？封妻荫子！这点王起做到了，王式受益了。
王式想从政，都不用通过正常的科举考试，托个门路，就以门荫关系进了中央做了太子正字（比父亲王起的校书郎地位稍低，职能差不多），负责朝廷各种发布文件的校刊工作。这个起步很不错了，自己也比较争气，岗位工作表现不错。年底还评了个先进（贤良方正科，伯父王播也得过该荣誉）。不久就提他做了中央纪委一员（殿中侍御史）专门查些官员上朝开会、出行、穿着、坐姿等违章违纪的“两违”小问题（不查违法），工作表现都获得了上司和同事的肯定。但是后来年轻人有点自己的进步要求，急功近利，认识了诡谲狡险的郑注，想让他搭桥站站权监王守澄的队。
郑注本来姓鱼，冒充郑这个大姓，被戏称为“鱼郑“，年轻时是个江湖行医的，俗称“赤脚医生”。从江湖郎中到朝廷大臣，靠的就是坑蒙拐骗和贵人王守澄。
王守澄呢，是个曾三度参与皇帝的废立的太监，从元和末（公元820年）到大和末年（公元835年）在朝中掌权达十五年之久，皇帝都要看他脸色的。说是个好人，没人会信。郑注就是他在朝廷的代言人，这个是官都知道。
虽然太监权力很大，但总也有不畏强权的。明面上官员结交太监也是受鄙视的，王式这招犯了职场大忌，被上司御史中丞归融抓到行贿的把柄就给举报了。好在家里有人，皇帝也念他年少，没有追究什么。但中央不能待下去，就外放到江陵(今湖北江陵)担任少尹（副市长）。
年轻人，行差踏错是一定会的。本来仕途坦荡、前途无量的王式因这场意外被贬为个小小副市长，且一呆就是二十年。但他没有消沉，混日子等死，而是知耻后勇，在岗位上踏踏实实工作，积累经验，等待机会。最后竟等来了发小李忱为帝，这可能是他也万万没想到的。
他也没想到这次外放是因祸得福，和王守澄从此划清了界限，断绝了往来。因为几年后，郑注和王守澄都因为宫廷政变死于非命。
唐宣宗李忱刚上任，内忧外患，正是用人之际。当然要提拔下发小，不久就调王式到晋州(今临汾市)当刺史（高官），从从四品到从三品，连升两级。
王式运气有点背，熬得苦尽甘来，一到晋州走马上任，晋州附近又发生很严重的饥荒，导致农民成饥民，只得到处去流浪，都跑到城里来乞讨。这种情况下，本来政府应该马上组织赈灾工作，但晋州邻近的所有县城官员怕不好管理，竟然不让饥民进城。只有王式可怜饥民，对得起这乌纱帽，展开救助安置工作，救活了几千饥民。为此，年底考核评了个“善最”（德操称职）的高评价。
在高官岗位上干了十一年，王式治理晋州严密戒备是出了名的，当时有个特峨胡的部落也发生大饥荒，准备抢劫汾河、浍河一带地区，听说王式在晋州，都不敢过境，并告诫其部落“晋州刺史还是避开的好！”
对老同学王式的政绩，唐宣宗也比较欣慰。在公元858年，就把王式提为安南(治所在今越南河内)都护，去收拾前任都护李琢留下的烂摊子。
没错，就是越南。唐朝以后，中国永久失去了越南这片领土的占有权。但在当时，越南还是属于中国，属于唐朝的一个藩镇。
安南局势不是很稳定，时不时有反政府武装（蛮兵、恶民等）开展恐怖行动。王式到交趾上任不久，有一次刚坐下来吃晚饭，反政府武装分子就来围城，吆喝着想诈开城门。夜色中也不知道多少人，手下就赶紧劝王式撤退先。可王式很淡定的一边吃饭一边说：“我一走，城马上就守不住了。”于是不理会手下劝阻，继续享用晚餐。
慢慢吃完后，王式抹抹嘴，穿上衣甲，在亲兵簇拥下来到城头，命手下立上将旗，自己就在旗下边悠哉喝茶边指责叛军。这口才比得上诸葛亮，还真就把叛军给骂走了。（想必是叛军看到王式这么悠哉，认为城中有准备，不敢攻城。）第二天，秋后算账，所有叛乱分子全被逮捕归案，判了死刑。
前任都护李琢为了加强城防，就在交趾（今越南北部红河三角洲地区）周围用木头围了栅栏当城墙用，由于以前木头没有很好的防腐措施，容易朽坏，所以每年又以此为名目向当地百姓收税（加征岁赋），作为修补城栅的费用，顺便狠狠收刮一票，充实自己的小金库，把当地百姓整苦了。
王式到任后，做了几条利民利国措施，主要有以下几条：
第一、减少百姓压力。改用不易腐坏的芍木（十多年保质期），又疏通护城河，河边种上刺竹、荆棘，这样既巩固了城防，又免了百姓的岁赋，减轻了百姓负担。王式这招得到了百姓的拥戴。
第二、镇压打击当地反政府武装的一些暴动。如地头蛇洞蛮杜氏家族，那是从隋朝以前就养成的蛮横、骄纵、不服管教还欺压政府的毛病。用了招离间计就被王式击溃，酋长杜守诚战死。这招打击了当地武装的嚣张气焰。
第三、缓和蛮族的敌对情绪。蛮族为什么对政府这么敌对，前任领导李琢是罪魁祸首。都护李琢属于棺材里伸手—死要钱。自私、贪婪，金钱面前，国家利益都靠边站的。强买洞蛮牛马时，一头牛马仅付盐一斗，按重量比较十斤肉才换一斤盐，跟白送一样。洞蛮肯定也不同意，他们虽然没有什么知识，但不是没有常识啊。这么赔本的买卖谁愿意做？于是大家联合举行群体事件。李琢不怕你闹，一言不合就杀了叫的凶的洞蛮酋长杜存诚，致使蛮人怨怒，自己明着抗争不了，就引导南昭侵犯边境。南诏来了，李琢又找到名目征税加强防守力量，岁赋就是他加征的。王式大棒揍了这些蛮族一顿，但也给胡萝卜，不加税，不强买强卖，缓和了蛮族的敌对情绪。
第四、犒赏军士。要知道王式的前任是吸血鬼，再加上安南闹了几年饥荒，士兵基本工资都经常被克扣，更不要说奖金了。王式一来，不但补齐士兵工资，还额外有点活动奖金。这招得到了广大士兵的拥戴。
第五、惩治骄横将领，收拢权力。二把手都校罗行恭仗着手上有二千精兵，而一把手都护卫队才几百老弱病残，经常是不经过都护同意就代替发号施令。王式不是好欺的主，找了个理由就杖击罗行恭，把他罢免流放到边塞。
第六、遣返藩邦人质。使占城（中南半岛东南部）、真腊（今柬埔寨境内）等周边小国家又开始派来使者，大家礼尚往来。这招缓和了唐朝与周边藩邦的关系。一年多时间里，王式在新的岗位上政绩十分出色。安南本来六年都没有上交中央财政，王式一来，在减少百姓压力情况下还重新上交国家赋税。真是官比官羞死官。
明明可以拼背景，但他拼的是敬业。这叫一些没背景还不敬业的人情何以堪！这叫一些只拼背景不敬业的人情何以堪！
有背景、有人脉、有能力，你不起来谁起来？就这样，在宰相夏侯孜的推荐下，新皇帝唐懿宗想到了他，名人王式又准备接受剿匪总指挥的新职位。
王式去剿匪，李鄠继任为安南都护，刚有点起色的安南又回到了从前。在当年十二月就被当地武装力量和南诏联手攻破了省会，李鄠（hu）也被赶到武州去办公。第二年组织民兵夺回了办公所在地，但老板也不喜欢，不久被贬到海南管户口去了（儋州司户）。六月，盐州刺史王宽升任安南都护兼经略招讨使。
王式带兵很有点韩信的味道，就是多多益善。当时王式接到命令，入朝拜见唐懿宗，唐懿宗在太监的陪同下接见了他，并现场考验他，询问他讨贼之法。王式就说：“但得兵多，贼必可破”。这句话比较骚包，惹人反感。当时在场有人不服气，心想有得兵多，还需要你带领吗，一头猪带队都能打赢。旁边一个太监（中官）首先反驳，当然他不会直接说这句话，政治在于委婉的表达。抢在唐懿宗回答之前，他就跳出了说道：“发兵太多的话，所花费可是巨大的，朝廷负担不起啊。”王式有做业务员的口才，他解释说：“兵多到足够消灭贼人，表面看是花费很大，其实是省钱啊。大家想下，如果兵少的话，不能一下搞定贼人，双方打持久战。贼人的气势肯定更加嚣张，恐怕到时对方串联长江淮河附近的江洋大盗，直接就把漕运堵了。一旦漕运堵了，上到皇帝大臣，下到军队，左右羽林、龙武、神武、神威、神策十军没有补给，都要喝西北风了。到时这个花费那可真是天文数字。”一句话说的唐懿宗也有点冒冷汗，看来这次平叛就像一次大买卖，要想赚钱，最好是一次性付清货款，要不以后按揭付款利息太高。唐懿宗就拍板：“好吧，你说的很有道理，就多派些兵给你，你自己统计数目点兵。”也不与宰相夏侯孜商量了，直接和太监几个人定下政策，下诏书命令忠武军、义成军和淮南等地军队组成联军一起平乱，全部听王式指挥，任王式为浙东观察使总负责浙东剿匪事宜。
王式剿匪还有一套自己的领兵理念。第一选侦察兵（斥候）喜欢用胆小的，骑快马，每队人数却不多，部将都不理解，请原谅我也不理解这意思，侦察兵不是要求胆大心细吗？胆小如鼠的看到前面尘土冒烟就要哧溜回撤了，还谈什么查看军情？王式解释原因是胆小，人少就不敢轻易碰到敌军斥候就去干架而忘记本职工作侦察情报，马快也是让他容易逃跑。第二不设烽火台。要知道古时打仗，烽火台就是眼睛，是行之有效的消息传递方式，可以起良好的报警作用。王式不用，问起来也是讳莫高深，一脸欠扁的神秘样子。
等王式三军、粮草都准备妥当，正式开赴前线已经到了三月下旬。这段时间义军包围着象山，占领的地方有剡县、唐兴、上虞、余姚、慈溪、奉化、宁海等地。其中余姚的领导班子（县丞、县尉）和宁海的一把手（县令）跑的慢，还因公殉职，都被义军宰了祭旗。可以说义军的战果还是比较辉煌的，除了大城比较难攻打，浙东的几个主要县城都成了裘甫的地盘，浙东大部分地方改姓裘。
王式最终还是来了，不但带来了忠武、义成、淮南等地军队，还额外带来了昭义军和二百名在江淮当地用粮食忽悠来的吐蕃和回鹘骑兵！
裘甫正在宁海县高级酒楼里和下面各部门主要负责人愉快的召开座谈会，饮酒听歌畅谈未来前景时，哨探前来汇报了王式到来的消息。
所谓“人的名，树的影”，名人效应就是不一样。裘甫以前是听过王式的威名的，听到王式带领军队要来，当时裘甫脸上立马变了颜色，手一抖，差点掉了筷子。还好这段时间陆军总司令（天下都知兵马使）不是白当的，瞬间掩饰了慌张，顺手用筷子敲起桌子来。但颤抖的声音还是出卖了他当时的紧张心情，嘴里不住的念叨着：“怎么办啊怎么办......？”
在场领导班子成员大眼望小眼互相呆看，冷场了几分钟。这时激进派谋主刘暀毕竟是个有智慧的，脑袋瓜子想了想，梳理了下一步行动方针。觉得事情还没这么糟，于是安慰裘甫，大概意思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们有几万兵，难道还要未战先怯吗？这次王中丞（不觉用到尊称）前来，听说他是智勇无敌，不出四十天，就能达到这里，我们不如一边赶快把越州拿下，倚靠大城池城高墙厚，资源充足和敌军来个持久战；另一方派五千精锐守住西陵，沿浙江一带摆开阵地坚守，然后收集船只，进攻浙西。如果幸运攻下的话，就可以乘胜渡过长江，掠夺扬州物资做补给，还可以加强石头城的防御作为都城。这样的话，宣翕（今安徽宣城、翕县）江淮地区的道上兄弟肯定会有人响应我军行动。这时我们再派大将刘从简率万人从海路向南，偷袭福建，这样的话，朝廷的贡赋都是我们的。”
这个计划虽然也存在一定风险，有一半的概率浙西没有攻下来怎么办？海路远程攻打福建，劳师远征，万一失败局面会不会更糟糕？但什么计划都会有风险，富贵险中求，既然干了造反的买卖，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爱拼才会赢。刘暀的想法比较符合客观情况，不盲目自大，也不自卑，还有道理、有闯劲：目前起义军占领的都是二三线城市，易攻难守。而且兵力资源有限，要每个守住不太现实。不如集中优势兵力占领个易守难攻的一线城市越州和政府军打持久战，然后以越州为屏障，在南方搞运动战，夺取政府的经济命脉，打仗打的是什么，钱啊！那时我军有的是源源不断的补给，就能把政府军耗死。而且目前的形势，如果集中攻打越州，成功率还是很高的，因为有内应。义军在攻占其他县城时就派了间谍到城里开展策反工作并且取得很大成绩。越州城的富户、官军、平民、小贩等各阶层都有为了身家性命和义军眉来眼去，暗送秋波的“唐奸”。时不时还在郑祗德的眼皮底下向义军汇报些政府军行动的小道消息。义军开始的策略本来是先把浙东的县城全部占领，以“农村包围城市”战法，最后来吃越州这块大蛋糕。但目前情况必要先把这块战略重点拿下。
刘暀的给大家规划的蓝图应该是仿照三国时吴国情况，划江东而自治。裘甫文化底蕴不高，想了想，还是没想明白。这时稳重派代表进士王辂站出来了。
以王进士为代表的一伙人参加革命以前还是个政府基层官员，现在还一直穿着原单位发的绿色工作制服，对此，义军队伍很有意见，认为他们只是迫于形势才参加的义军，不是真心与政府划清界限，所以对他们有点不太友好。
王辂先充分肯定了刘暀的计划是怎么怎么的有进取心，怎么怎么的充满雄心壮志，让人热血沸腾等等。然后话锋一转，从三国孙权为何能在东南建立吴国展开阐述到政府在当地的目前现状。从两者影响力、控制力、人力物力等各方面做出比较。然后给出自己的观点：认为现在最保险的计划是守。只占领沿海几个战略地区，关起门自给自足，自力更生，等待中原局势变化就行。没必要和政府军太拼，如果实在还守不住，从沿海可以直接退到就近岛屿上去。
这条计划也有可行性，虽然最终肯定是退到岛上当海盗，总比丢了性命强。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嘛！但仔细比较的话，还是没有刘暀的计划好。前者是打开局面，争取壮大自己实力。后者是把退路挖好，然后缩进乌龟壳，和政府慢慢磨，最后不是乌龟壳被政府敲破就是逃进海岛当海龟。
两个文化人的支持团队也就各自观点都旁征博引提出证据展开激烈的补充辩论，却把裘总司令是听得云山雾绕的。可怜的裘老大哪里读过什么书，有这么多的花花肠子想东西。以前当社团老大走江湖时，领个百来号人，都是和官兵玩捉迷藏的。后来一时头脑发热在象山打响第一枪后，基本上都是顺风顺水，欺负些软脚虾。从没像现在这样碰到硬骨头，要退一步思考这么复杂的战略问题。裘老大可能在想：“占领扬州，攻占福建？我都从没想过离开浙江。退居海岛当海盗？我也不想这么憋屈啊，我只是想大口吃肉，愉快喝酒罢了。”政治不是裘老大的强项啊，他的最大目标不过就是占领浙东地区，过过自己的小日子，就很满足。从根本上说，他还只是想当个大点的山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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