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府一下子三人省试过关，鞭炮声震耳欲聋，惊动了整条巷子，便是另两家平时难得一开的后门也情悄地开了一半，仆从探头探脑的往这边张望。
宋代是一个盛行读书的时代。其时全民读书，整个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都热衷于读书，人人以读书为荣，以无学问为耻，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自太祖以来，推行重文政策，并且大力改革科举制度，特别是自太宗以后，扩大取士名额，无疑给时人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可能，一旦登科，便可做官，且俸禄优厚，“故入仕者不复以身家为虑”。这使许多人依靠读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其中很多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文化知识修养渊博、追求高雅而品格高尚的一代名臣贤相或学界名流。以至于不论是社会精英，或是庶族平民；不论是君臣仕宦、学界大师还是农工子弟；不论是富贵之家，还是贫寒之士，大都笃志进取，嗜书如命，勤学苦读，蔚然成风。从他们身上表现出一种近乎于狂热的勤奋读书和笃志苦学的精神。宋人已经到了“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的地步。
“富家不用卖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真宗皇帝的这首劝学诗字里行间都在洗读书考取功名是人生的一条绝佳出路，实不为过。
在宋代，只要是考中了进士，就相当于拿到了一份委任状，是可以直接授官的。而且在科举制度下产生的进士，他的升迁速度和级别也是其他途径入仕的人所比不了的。
宋朝政府的高级官员中，科举出身者占了压倒优势。入宋以来，正、副宰相中，科举出身的人就占到了九成以上。由此可见，一个普通人如果想要进入宋朝的权力中心，科举是一个相对来说最好的途径。
但进士又哪有这般容易考中？
唐朝初年全国每年平均录用进士三至五人，到了唐中期时约有二十人左右。宋代平均到每年有七十多人，大概平均三百万人出一个进一上，科举成绩较好的福建泉州，也只不过是平均六十万个读书人才录取一个进士。
考进士需用钱铺路。
学子要投身科举，购书籍、游学交流、聘请好老师，往来考试等费用都非常高。人工造纸印刷成本非常高，以宋朝为例，一本书均价为二贯。一个士子每年要花费几个月在赶考的路上，到州府、到省城参加岁考、道考、科考、乡试。还要与其他士子进行文会，所需要的路费、餐饮、车马轮船等交通费都是一笔巨额开支。中进士平均年龄为三十五岁，一个人三十五年没工作，一大家子人坐吃山空，等他考中进士来反哺家族，机率实在是微乎其微。如果不是富裕之家，或者没有全族的资助，是不可能熬过这个漫长的科举考试过程的。
也正因进士门槛太高，一旦登第就闻名士林，所以进士及第被社会称作“成名“，亦比作“登龙门“，意味着可以在仕途上飞黄腾达。
省试过关者到了殿试不再罢落，最次的也是“同进士出身”，立马就可授正八品官员，从此踏上仕途，飞黄腾达。
进士固然难考，但也有妖孽般的存在。
嘉祐二年，欧阳修主持会试，坚持以古文、策论为主，诗赋为辅命题，曾巩带着三个弟弟曾牟、曾布、曾阜(堂弟)和两个妹夫王无咎、王幾进京省试，发榜时六人全部中第，引得朝野哗然，天下震动。
今科礼部贡试，临川王氏凡父子、叔侄、兄弟五人应试，话题热度直追当年南丰曾氏入京科试。
事实上，原本今科夺魁呼声最高的便是王棣。刨去羡慕嫉妒恨不提，若王棣真能连夺解元、省元，那才是大宋文坛了不得的盛事，冉冉升起的文坛明星哪。
景德元年，江南按抚张知将晏殊以神童的身份推荐。次年，十四岁的晏殊和来自各地的数千名考生同时入殿参加考试，晏殊的神色毫不胆摄，用笔很快完成了答卷。受到真宗的嘉赏，赐同进士出身。但晏殊乃是以“神童”特荐殿试，也是仅被赐予“同进士出身”，并未参加发解试与省试，走的是捷径，也可谓是“歪门邪道”，此事不要说老百姓不服气，就连宰相寇准都不服，提出了异议。
王棣却不同，观其所作所为，文武双全，杭州解水灾、粮灾、民乱，郓州擒匪徒，汴京拿贼寇，此为武功；几首词作篇篇传世，江宁发解试首创八股文，一篇“少年中国说”震聋发聩，高中江宁解元，无人不服，《论语集注》与《菜根谭》被竞相传颂，人道其乃文曲星下凡、谪仙人入世。
王棣王三郎名声之盛一时无两，也正是今科省元的大热门。
只是省试考题一出，王棣夺魁的机率便一落千丈，甚至连能不能过关都悬而未决。为其惋惜之余，吃瓜群众将注意力转向马涓、朱谔这几个夺魁呼声靠前的贡生，不出意外的话，今科省元便在这几人中产生了。
但今日省试放榜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