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安釐王二十年，秦兵包围赵国国都邯郸。 赵国平原君数次写信向安釐王与信陵君求援。 安釐王虽然派出了晋鄙率军前往，可畏惧秦国的威胁，不敢救援赵国，准备观望形势。 毕竟，秦国坑杀四十万降卒就在眼前，天下震动，诸侯愈发畏惧秦国，若是秦军落败，则可以趁势而击。 安釐王的所作所为是如此的合乎常理，既有所防备，而又不触怒秦军，他考虑了魏国，考虑了自己，无错却显得怯弱。 信陵君数次向安釐王进言，可安釐王畏惧秦国，始终不愿救援赵国。 信陵君明白了安釐王的心意，可就算没有魏军的帮助，信陵君也愿意舍弃自身而不让赵国独亡。信陵君和他的数千门客能有什么用呢？抵挡得住凶残的秦军？还是受得住赵国邯郸？无论怎么看，信陵君都有些不智，可实在是让人敬佩。 安釐王为国、为己，信陵君为天下道义、不负己志。安釐王的退让，使魏国暂时避开了秦军的威胁，这能说安釐王是智慧的吗？安釐王所求的不过是保全自身，在危局中谋取利益；信陵君的决断，让自己陷入了灾祸之中，可这能说信陵君是不智的吗？信陵君所求的乃是全天下道义，今日不救赵国而赵国亡，明日魏国将亡，又有谁人来救。如今他弃赵国而不救，日后士人必将弃他而去。 家国与道义，放在这里谈论是极不合适，魏国已没有争雄天下的本事，安釐王也不是治国救民之君，甚至信陵君也非是两者通明的完人。战国诸侯之中，或许只有讲到秦国时，才是真正论述家国与道义的时候。 信陵君礼贤下士，宴请宾客，凑齐了战车一百余乘（四马一车为一乘，有甲士三人，随行步卒七十二人，辅兵二十五人，共百人也。） 信陵君过夷门，见侯嬴。侯嬴，夷门监者，信陵君之上客，年七十有余。侯生不能以年老不能从信陵君，信陵君初尚不言，行数里，心实不悦，复引车还，问侯嬴，侯嬴乃献窃符救赵之计。 春秋战国之时，君以厚礼待卿士，士当以生死报君。 信陵君待侯嬴甚厚，此次侯嬴不从，信陵君必愤恨也。 只能说，侯嬴有士人的傲气，信陵君危难之时也显露出了自己的真性情。 再说窃符，信陵君为得魏军之助，盗窃魏王兵符，勾联魏王姬妾，其后更是诛杀魏将晋鄙。这三件事，无论哪一件单拿出来，都是犯上作乱，说信陵君一句乱臣贼子，更是毫不为过。 就信陵君来论，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救援赵国、抵抗秦军，所以哪怕他做了如此多的不臣之举，后世之人并没有因此责难他、怪罪他，因为能够舍弃所有、对抗强暴、扶危救弱，符合了绝大多数人心底的期许。这天下从来都是弱者多，而更多的人也希望，在自己危难时，有人可以出手相助。正如信陵君一般，不顾君臣之礼、不畏流言，甚至不惜自己与其他人的性命。 该称颂的是信陵君这个人，而上述所为的三件事，哪怕他是信陵君，做的不对便是不对。信陵君心怀仁义，为人又宽厚有礼，可如此的人物，天下是少有的，古今也寻不出多少。知人难，以人的仁义与否，德行如何来断事、决事，‘倘他是仁义的...’、‘他是有德行的，断不会...’，如此这般，事情多也就败坏了。 ‘已有之事，后必再有；已行之事，后必再行。’事情是由不得人随意去做的，所谓规矩礼法也绝不是为了将人定死，彻底框缚住人的所作所为。只是告诉你这般做不得，那样不能为，限制的是你的贪婪，束缚的是你的欲望，因为一旦贪婪和欲望被释放，国家没有了秩序，生民没有了依存，权威、权贵也就将会崩塌。到了这般地步，你会发现，无论你是谁，想要做一件事，哪怕只是一件往日里平常的小事，必然变得困难重重，无法成行。 所以礼法也好，律法也好，终是为了秩序而有，物有所别，事有所止。所谓秩序之利，生民以其存，权贵得以势，圣贤得以为，良善则愈良善，破败则尽破败。 但有与礼法、律法相背，自然惩处之。似窃符杀将，勾连宫墙，这样的大罪，自当严惩之，绝其心念，使后来者不敢效仿。 此等御民之道，以事治人，不问前因，不论缘由，虽有良善之心而不可行忤逆之举，但有歹意妄为则必按律惩处。以事治人，非宣扬仁义、崇德修礼，乃绝恶灭邪，使其不可越界而为。故此道重其事，不见人。 信陵君之时，天下诸侯皆畏惧秦国，救赵击秦，在诸侯看来实乃天下义举，魏国一家一国之秩序，如何与天下诸侯之期许相比。 及秦国屡破魏军，安釐王也无暇顾及信陵君之罪，以其名望贤德而抗秦。 然信陵君既为，其罪虽不在名册，已入人心，终成患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