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有的书中亦具体介绍了东林党人“提倡兴修水利，并引进南方稻种”，“发展北方经济的一个完整而周密的计划”，说它是“具有较高科学性的”。
他认为：“不分党争是非而责备东林党在经济上的一无所为是不合适的”。
负面评价
持否定态度的人认为东林党人“缺乏治国才能”，“党同伐异”，他们的失败是“咎由自取”，对于明朝的灭亡“晚明的党人们”都负有“历史的罪责”。
《晚明士人心态及文学个案》称：
东林党人“是一群没有多少政治远见，缺乏治国才能”的士大夫，“在好同恶异，党同伐异方面，东林党比起其地诸党成员来，常常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所以，“明朝的最终灭亡，晚明的党人们包括东林党在内都是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罪责的”。
《剑桥中国明代史》并不承认东林党人主张进行一些政治、经济的改革，该书说：
“东林支持者抵制任何基本制度上的或财政上的改革观点：他们认为技术性的解决办法过去不成功，也不可能成功。因为他们偏爱行政改革的空想，他们的运动在体制意义上可以被认为是倒退了一大步，是从高拱和张居正所采取的立场的重大退却。”
《东林党新论》称：
东林党人“从不曾提出过救治国家的政纲”，“长于内争，短于治国、治军”，“他们与齐、楚、浙三党、阉党、与阉党残余的区别之处，仅在于东林误国，而东林的对立面则害国”。
李伏明《伦理政治的内在矛盾与明后期的腐败：从张居正到魏忠贤》（《吉安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称：
东林党人虽然“主张进行一些政治和经济改革，但他们拿不出有效的对症良方”，他们“无所顾忌而一味排挤打击反对派，其悲剧可以说是‘咎由自取'”。
客观评价
部分论者在批评的同时肯定了东林党人的道德人品。
刘志琴《我敬仰东林党又痛其愚顽》：
“东林党这一批人是道德理想主义的殉道者，他们身体力行，鞠躬尽瘁，为晚明王朝的整体利益献身亡命，蒙冤受屈，然而他们又滞留在理想化的境界，在实践中表现为无能又无奈，软弱，退缩，麻木不仁，直至遭受灭顶之灾。”
邱以宁《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从文化角度看晚明东林党人》认为：
“东林党人在时局动荡之际，能够以道自任，致力于社会道德文化秩序和政治法律秩序的重建，知行合一”，“其人格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赞扬，钦佩的；但是在现实的经验操作过程中，东林党壁垒森严的门户之见，以及……意气用事，挑起了晚明剧烈的党争，既给自身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也给国家、民族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葛荃《论政治思维定势与东林党人的困境》认为：
东林党人“‘党见'太深，壁垒过严，以致树敌过多”，如果从文化心理的角度来分析其主观原因，那么，应该说，这是他们在承传先秦以来儒家文化的过程中积淀而成的“‘非此即彼'的认知模式”和“‘善恶两分'的绝对化政治思维定势”造成的。
但他们“代表了儒家文化传统的正宗，在政治行为上，他们是清官和忠臣的典型”，是“士大夫的正面形象”。
他在《立命与忠诚：士人政治精神的典型分析》（浙江人民2000年1月版第217-218页）一书中又说：
“东林人士是君主政治的殉道者，他们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群体中最有品性与性格的杰出之士，故而青史留名”，“铸就民族的史诗总也离不开个体生命的壮烈，东林罹难诸公的‘曾经出席'，使得中华史诗的这一阕哀婉动人，荡气回肠，萦绕千古！”
即使是我新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中，对满清并没有什么直接的特别排斥，也依然将其归结为封建王朝的没落、腐朽的代表。
所以，许多学者自然而然就会致力于研究，大明有没有不步入穷途末路的可能性。
而且不仅限于此，学界应该还有与西方的民主制相比较的意思。
谈谈说说的，一上午时间迅快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