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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40章 论国策(1 / 2)

裕王笑道:“这有什么不高兴的?以史为鉴嘛,孤王觉得现在多听听这些也是有好处的,你说是不是?”

苏超朝着裕王抱了抱拳,他知道裕王的意思是如果自己说得好说得对的话,等裕王当了皇帝,自然可以尝试着改变了。

“那好,那臣就大胆的说了。”苏超说道:“如果殿下觉得臣说得不对,尽管指证。”

裕王笑道:“你只管说就是,对与不对的,孤也不会说什么,孤王今日就是竖着耳朵听就是了。”

苏超谢过了裕王,这才说道:“大宋立国之初就有了治国的基本原则,就是防止武将篡权。

这也怪不得宋太祖会这么做,因为大唐之后到大宋建立之前,整个时期就是武将兴风作浪的时期。

武将手里有兵,就可以不受天子节制,甚至可以自己造反当皇帝,赵匡胤本人就是这么干的,所以他最怕别人也这么干,杯酒释兵权就是发生在这个历史背景下。

整个大宋时期,朝廷对武将都是非常压制的,武将稍微有点军功,就会有一大堆大臣提醒皇上要提防武将,防止尾大不掉之势。

别人不说,就是活狄青吧,此人忠心耿耿,是大宋前期期唯一可以拿得出手的名将了,也是在种种的猜忌下郁郁而终。

其实大宋在南迁之前的一百六十多年,基本上没有遇到过大规模的战争。

澶渊之盟后,宋辽交好百年,两边的军备都废弛的厉害,一百多年的时间,就没打过像样的仗,国家承平日久,自然会危机遍布。

与此同时,大宋这边还是在接连不断地搞着朝争,诸如范仲淹、王安石、苏轼、司马光之类,哪一个不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

然而他们在政治上的理念分歧很大,也是互相整啊,所以我们会看到他们在贬官某地后所写的佳作。

比如范仲淹贬官后写成《岳阳楼记》,王安石贬官后写成《泊船瓜洲》,苏轼贬官后写成《江城子?密州出猎》,司马光自贬后编成《资治通鉴》。

由此可见,他们在当政的时候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朝争之上,真正为国为民的事情并没有做多少。

还有就是靖康之变后掳走的不仅仅是那些皇族,还有当时全国最顶尖的那些治国精英,他们被掳走,其实也就相当于宋朝的文脉断了。

南迁之后,大宋的朝廷可以重建,皇帝可以重找,但是这文脉,那是重建不起来的。

既然文脉已断,那就只能再造文脉,然而,再造文脉的这个人,并不是像范仲淹、王安石那样的大家,而是秦桧这样的奸臣小人,可想而知,大宋南迁之后国内的氛围会是怎样的一种状态?

那些我们熟知的奸臣,如史弥远、贾似道都是秦桧一脉相承的,他们延续的不是大宋的文脉,而是秦桧这个奸臣的文脉,然后有样学样,陷害忠良,惑君误国。

大宋南迁之前的军事实力弱,那是因为久疏战阵,边境安定,国家承平日久,去当兵的都是一些犯人和社会闲散人员,人数虽多,但战斗力很弱。

除了西路军经常找西夏练练手,其他的军队基本就是乌合之众,所以金兵一来,还没打呢,就先跑了。

而大宋南迁之后的军事实力并不弱,自从靖康之变后,汉人的尚武精神就被再次激发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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