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同时，皇帝转眼想到两个问题：
“张侍郎，一辆收割车本钱几何？”
“回陛下，得要十六贯铜钱，若是出售，恐怕就不止了。”
女帝闻讯要这么贵，惊得眉毛都竖了起来：
“一石米，平年不过获利三四十文，一百石才三贯，即便一户一季耕作百亩种麦，不吃不喝三年六季方能攒钱购买，加之畜力，如此昂贵，如何令百姓收益。”
这时林毅贤接过话说：
“启禀陛下，眼下一架收割车是贵，但日后还可改进工造之法，大量生产，其本钱自降。
此外沈云卿在宁阳县试种丰产水稻，亩产达到了三石一亩，若按此计，江南一季种百亩，一亩即便只有两石，一年两季就是四百石稻米，如每石获利四十文，四百石就是十六贯，一年可回本钱。如收割车价格再降一些，可能更快。”
“宁阳丰产稻米之事朕已得户部奏本，但两位爱卿可曾想过，天下百姓有几人家田过百亩者，但凡田过百亩者，无不是地主豪强。若是收割车令其买去，粮食尽数囤于其手，朝廷不得粒米分毫，又该作何。”
“这……”
这皇帝和正常人的思维不一样，尤其是一代明君圣君，其思维的立足点永远是皇权为先。
所以当出现先进生产力，由于既有且固化的资源配置，让先进生产力会首先进入大资本手里，而普通人由于缺乏资金，而无法最先获益。所以当先进生产力出现，地主中的一批人就变成了资本家。
这皇帝名义上是全国的大地主，出于自身的利益，皇帝可以容忍老百姓种地，但不能容忍大地主分他的地，因为权利的本质，是资源的配置权。
当天下的土地法律上都归一个人，你说你是皇帝，可天下的地都不在你的名下，你说你是皇帝，证据呢？
由于土地在农耕时代是一切生产力的根本资料，谁控制了土地，谁控制了财力，继而影响军政。
此前耧车的出现，解决了耕作效率，但是收还只能靠人力，所以耧车和人力收割是农耕文明权利体系下，农业生产力平衡点，这个平衡点之下，各方利益能维持一个较为漫长的平衡周期。
但现在，收割机的出现打破了这个生产力平衡点，当农业产出大大超出国民需求，同时还不受朝廷控制，重要的是不受皇帝控制，皇帝就会开始担心有人造反。
因为先进生产设备，按市场资源配置，最终的结果只能先被资本获取，从而用于不断的投入和产出。
眼下全国的公田兼并形势严峻，按一户百亩的数量重新分配，一千两百万户，至少需要十二亿亩地，但全国才六亿多亩，半数以上在地主、豪强、财阀、权贵手里。
所以田本来就不够分，现在生产力大幅增加，于是又产生两一个问题。
田少人多，但是粮食还大大够吃，可田少不够分，同时为了提高生产力，必须土地集中，所以结果只能是有一大批农民变成无地失业农民，这怎么办。
想当初乾隆年间西方传教士来到清朝，带来了蒸汽机，传教士就说这个蒸汽机如何如何的好，如何如何的省人力，一台机器顶一千人，价格只要一百个劳力。
可乾隆爷不这么想啊，想的是人力是省了，可汉人没工作干，就没饭吃，不要造反啊。
得，您这么想，大清国也就完了。
当然，可能有人要说了，省下的劳力不能去搞别的？
可当时产业就那么多，而且当年的人口就已经过三亿了，省下五千万农民劳力，哪里有那么多的行业岗位。没有配套的产业链和先进基础教育，你搞跨代转型，那是要栽跟头的。
所以，大清国那会儿如果真全面开放，直接的结果是国内资本大量外流，而大量先进生产力，制造数以千万的下岗，然后大清朝根本得不到二十世纪，就得玩完。
而且当时西方的精算政治家，其实早已摸清大清国的德性，人家就是这么想的，人家连坚船利炮都懒得花钱，因为知道大清国就是软蛋，从成本角度出发，直接金融掠夺更划算，所以乾隆这件事得分两面看。
而现在公孙芸惠面临着相同的棘手问题，比大清朝还更棘手。
收割车是搞出来了，但问题也接踵而至。但这就是历史哲学，新的事物，一定带来新的问题、机遇和挑战，如果去回避，必然只能重拾老路。
中国历代王朝，多数的君主，甚至不少开明的皇帝，或多或少存在这个问题。
于是当晚，顾虑重重的女帝再次召见沈云卿，问策于他：
“此事你可有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