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然心里高度赞同武卫忠，但却不能宣之于口，能做但不能说。
事情发展到这里，众人迅速分为三派，一派以武卫忠为首，越海登陆屠城法，一派以范勇为首的不出海不屠城，另一派以陆争为首的中间道路，越海登陆不屠城，迫使腊婆南下。
至于工部方面，毕竟是文官，或是支持范勇，或是支持陆争，没人支持武卫忠，而沈云卿不表态，因为他是赞同的，否则愣是他有逆转乾坤的本事，也没本事让腊婆从交趾撤兵。不屠城，不让腊婆知道疼，不破坏其后方生产，消灭战争潜力，腊婆绝不会撤兵。
屠城尽管是残忍的，但却是从根本上消灭敌方战争潜力的最好手段。
由于武卫忠的建议，开辟了目前条件下经济廉价的方案，出兵开始围绕北方施压，南方登陆的双轨方案。
北方岭南以防御压境为主，以减轻后勤压力，南方以海上登陆和袭扰为主，给腊婆造成更大难以弥合损失，整套组合方略，经济代价最小，伤亡也最低，无疑符合了当下国力和战略需求。
兵部不敢轻易否决，除此之外，很难再有其他廉价，而见效快的方略可供选择。
由于争执不下，沈云卿建议就两套方略展开讨论，无论是主力南征，还是海陆并举双管齐下，先核算成本，但战略目的都建立在达到夺回交趾，惩罚腊婆的大原则下。
而与此同时，金律园的皇室会议持续至黄昏，主旋律只有两个，要求皇室成员动员自身影响力，为大军南征提供便利保障，其次要求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站在女帝角度，通过战争和对外转移焦点，无疑削弱权贵势力和户部的最好时机，当此国难当头，谁敢说个不字，不想出小血，公孙芸惠就让你出大血，盐商就是前车之鉴。
散会后，薛仲安先行出宫回府，薛伯充马不停蹄赶赴兵部，就用兵腊婆细节询问兵部，待等了解详情，薛伯充却没急着表态，甚至态度十分暧昧。
沈云卿迅速意识到，薛伯充恐怕不仅仅是赞同武卫忠，而且日后可能要用来对付忽喇。
但是这个恶人总得有人做，武卫忠劳苦功高，兵略了得，但官场智商低下，正合适推出去做出头鸟，即便日后出了事，武卫忠功高盖世，顶多是剥夺上将军，罢黜兵权，提前致仕退休，善终还是有的。
但没人挑这个头，不解决问题，相较于损失了武卫忠一世英名，换取整个大局的稳定，这个付出还是值得的。
在薛伯充推动下，方案最终报到女帝面前，此时天色已黑，女帝仍在为南下用兵急的上火。
此番不比七王之乱是内战，岐帝国开国至今有过四次对外作战，第一次开国初期，为打通河西走廊与西域，出兵西征，也是唯一一次长期收益至今的对外用兵。
最近三次都发生在一百五十年内，先是与忽喇战争，虽然最终议和，但结果是把分裂的忽喇打成了实体，还令其壮大，让天朝背上了几百万人口的经济负担。
第二次是打肃汝，攻掠了西辽，但至今还没经营起来，最后一次是出兵波兹津，抵御乌兹曼，尽管得到了波兹津王送来的好处，但也得罪了乌兹曼，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受到特别的贸易关照。
此番乌兹曼经济政策的调整，显然也是战争的后遗症的延续，正因为岐帝国这个丝绸商富得流油，长期贸易顺差，大举征税，实际上主要打击的是岐帝国。
所以最近三次对外远征，岐帝国都没落下什么好处，相反国力有此为转折，开始走上下坡路。
此番虽是收复失地，难度比远征更大，经由昨晚与今日朝会和皇室内部会议，女帝态度越发谨慎，对兵部的常规用兵方略持极为谨慎态度。
尤其是女帝向来都要少花钱见效快，的短平快方略，相较于武卫忠海陆并进，把事做绝的方案，女帝态度上已经倾向于武卫忠。
但是说到要屠城，女帝又缄口不言避而不谈。很显然，这种事情是不能由一国之君说出口的，于是结论开始趋向侍郎陆争的“海陆并举不屠城”方略。
“既然海陆并举可行，有利于我朝国本，朕以为此议可行。范尚书，我朝水军可否一战？”
“启禀陛下，眼下可远涉重洋的水军只登州刺史马文修一部，共计三府，约一万五千人可以一战，但马文修部正于海上剿贼，同时肩负海上协防辽南，运送河南兵入西辽军务，故而若是全抽马文修部，恐怕不利辽南兵备。若是只调半数，区区数千人恐怕又很难震慑腊婆。
此外若是海上用兵过甚，恐怕兵部、工部无更多海船可供涉海转运辎重，故而眼下涉海远征，缺乏远洋船只。若是动用户部远洋官船，恐怕不太容易。”
由于长期忽视远海舰队建设，岐帝国既没有像样的内河水军，也没有规模化的远洋海军，水军更多是以漕运、渔民和习惯水性的步兵构成。
眼下能够出海远洋作战的水军力量，仅有登州刺史马文修一部一万五千人，主要任务还不是远海作战，而是负责将河南道番军，通过山东半岛运往辽东半岛，实施辎重和兵力的投送。
这还是在当年北伐肃汝路上吃了亏，才匆忙组建的海军，而且还不够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