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自古以来，中原王朝的经济结构就一直很特异。通缩与通胀在不同商品领域同时存在。
尤其是黄金白银还没有大量流入中国之前，贵金属往往在高级商品中存在通缩现象，既高级商品产出总量远远超贵定价，而黄金白银的总价又少于高级商品定价总额。
出现这种情况，应该降价销售，但却很少使用这一策略，这就导致贵金属在高级商品交易市场容易出现通缩，但对民生影响并不大，因为这些都是非生活必需品。
而生活必需品往往在乱世和灾年出现严重的通胀，因为农耕文明对灾害和战乱的抵抗能力低，一旦有个风吹草动，立马迅速传到至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物价迅速飙升。价值铜钱历史存量和朝廷为应对开支不断铸钱，又会加剧通胀。
所以贵金属又从早期的高级商品交易，迅速向下级民需商品延伸，通过贵金属向下级市场延伸，能迅速压制生活必需品的通胀。
因为中国王朝有个特点，民间和国库仓储再怎么缺粮，富人和大户并不缺粮，朝廷同时就用铜钱和贵金属和大户交易生活必需品，所以黄金白银的使用范围迅速扩大，价值也迅速提高，因为政府使用公信力承认了贵金属在所有商品中的交易权，这就让贵金属更加值钱。
大致在隋朝之前，周、春秋、战国、秦、汉、晋时期，黄金白银在民间其实很难流通，民间更认铜钱，而且当时民间老百姓也没多少人认识黄白之物，所以当时的贵金属都是上币，而且法律规定了只有权贵阶层才能使用，民间老百姓使用贵金属都犯法。
甚至一段时期高级丝绸、绫罗绸缎都能充当货币使用，就是因为铜钱带来的通胀问题和民需产品的生产力不足，而富人和大户阶层手中囤积有大量的民需商品，政府要从大户手中拿到这些，要么靠强力手段，要么拿出大户们认可的东西。
近些年贵金属输入剧减，同时金戋寺也再有计划的收储，而女帝的内司府凭借珍珠和玻璃大量赚取了贵金属暴利，加上民间自己也囤积，多种因素导致贵金属流通量暴减。
而丝绸多数情况下只能用贵金属交易，而丝绸的产量这些年由于国情好转，有所增加，但是用来交易丝绸的主要货币金银的流通量却大幅萎缩，这就让绸商门赚不到贵金属。
因为贵金属锐减，丝绸又只能用贵金属定价，当货币供应少于货物产出，就会发生人造通胀。
不是因为没有需求，也不是因为老百姓手头不富裕，相反这些年老百姓的生活条件已经好转，但是老百姓很难弄到贵金属，于是就造成了人为的通缩。
一边是缺少货币，一边是老百姓有钱，而一边却是货卖不动。
绸商们为了维持盈利，只能被动采取放低交易门槛，也就是允许铜钱参与部分交易，同时易货交易，物物交换的方式，保证自己的盈利。
但物物交换最后只有两种结果，一种是交易到搁手的物品，由于金银稀缺，所有高级商品其实都缺乏贵金属流动性，所以大家都采取高级商品间的易货交易，所以交换来交换取，大家都只拿到很难变现的商品。
如丝绸换玉石，玉石换珠宝，碰上女帝这种典型的恶劣案例，玻璃、珍珠随便出手，你拿真金白银来换批量产品，而且还蒙在鼓里，不知道珍珠玻璃都是批量生产。
女帝最后得到的都是货币流动性，民间商人拿到的都是很难变现的货物。
第二种情况就是换来换去最终还是只能得到铜钱。
如丝绸换麻布、棉布，棉麻布虽然也能以贵金属交易，但是更多使用铜钱，没有明确的货币界定范围。
所以无论绸商如何规避风险，最终仍然无法增长手中的贵金属货币，最后就发生通缩滞涨，而且是人为造成的通缩滞涨。
要摆脱这一问题，就只能打通铜钱与高级商品之间的壁垒，换做是早年，还有可操作的空间，因为早年铜钱历史存量不大，铜钱还比较值钱。
但现在铜钱存量巨大，贬值严重，要让铜钱和高级商品挂钩，代替贵金属流通，那就很困难，因为铜钱的货币信用体系已经不存在，要民间认可没有信用的货币显然是无法实现的。
要扭转这一局面，目前有限选择的措施手段只有发行新币，同时赋予新币新的政治信用和特殊购买力。
通过将新币与工部的机械设备和金戋寺的金融体系挂钩，就等同与赋予了新币生产力和金融信誉的支撑，让机械设备和生产力作为新铜币的实物支撑，同时高纯铜新币的含铜量增加，质感更高，防伪性更强，让民间对新币更有信心。
“如今黄金白银稀缺，导致丝绸有市有价却卖不动，胡财东又担心铜钱价贱，伤及利益，朝廷推出新币，则能一劳永逸解决这一问题。”
“黄金白银毕竟稀少，而朝廷能不断制币，如果朝廷滥发新币，与旧币又有何不同。”
“关于每年朝廷新增制币导致铜钱价贱一事，朝廷非常时期增铸铜钱，也是不得已之举，但自八年前起，朝廷已经大幅减少制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