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王“死了”，羿栩却并没有高枕无忧，不是因为心中难安，更不是因为愧疚自责，而是他一入夜就胸闷气促，生理情况让他继续失眠，而紧跟着，岭南暴发土族之乱，急报送入临安，羿栩大觉头痛。
但这场变乱，实则也在他的预料之中。
自前朝以来，岭南的土族就一直不曾服从朝廷的旨令，他们不交纳岁赋，自成群体，不从官衙管控，杀人越货的事没少干，大卫朝廷屡番征剿，也只是平安一阵又再混乱，他们有如生活在阳光底下的“鬼樊楼”，也就大卫朝廷一厢情愿视他们为臣民罢了。
开封陷落，北人南迁，广州诸地因通海域，商贸本就发达，虽岭南远离朝廷中枢，可也颇为富庶，故而不少难在江淮立足的家族，为图个富裕生活，择中了广南东路等地落藉立业，这就越发与土族产生了利益之争，矛盾越发激烈。
这回事件，起源于一户乡绅，本是真金白银置办的果林，专植荔枝，怎曾料土族将那片果林视为自有，不仅霸占了收成，还将乡绅一家杀害，地方官员当然要来办惩犯不法，逮拿了几个土人问罪，导致诸部土族联合，冲犯官衙劫出人犯不说，还在城中大肆劫掠。
必需征剿，哪怕不能将土族斩尽杀绝，也得给予狠狠的震慑。
羿栩这回决定重拳出击。
可问题是征剿必需大胜，才能起到威慑的作用。
该派哪位将领去征剿呢？
辛怀济与晏迟，不约而同又再举荐了一个人——襄阳公鄂举。
可沈炯明当然又会提出反驳。
他已经知获了汴王未死的秘情，洞谙了晏迟的全盘“阴谋”，只空口无凭，哪怕是把贾高松供出，可所有的事情都未有发生，汴王这活口还没落网，贾高松的证辞太容易被晏迟推翻了，不仅是沈炯明的意见，连金敏也并不觉得此时是指控晏迟的好时机。
然而必需挫毁晏迟的计划。
否则天子真的被晏迟架空了，汴王登位，他们这些人万万没有活路。
羿栩也不多么放心让襄阳公领军出征，可现在的情形是，别的人出征并不能担保大捷，所以他思来想去，决定启用监军之制，而他慎重择选出来的监军人选，正是兴国公这嫡亲舅父。
这其实是兴国公得以起复的一大契机。
可兴国公胆子小，他还深深的怀疑襄阳公已经为晏迟笼络，就算襄阳公不曾附逆，他这么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臣，深入战场，岂不太容易被晏迟遣派的死士暗杀？这无异于千里送人头，兴国公不敢任监军之职，沈炯明也觉得让这么个稳固的靠山离开临安太危险。
羿栩无奈，清箫却铤身而出：“臣虽不懂军事，不过对岭南各地的情形尚算熟谙，且多年之前，着实就已经关注了土族之患，他们不读经史，一味蛮勇，所以才难让他们听服教化，可多数的土族，虽重财利，却也对于雄将勇士心怀钦敬，说到底，他们不过尚武不尚文，官家要以妻武服之，本是适当之策，然则襄阳公毕竟不能长驻岭南。
所以臣之建议，臣虽为监军，也可为说客，当襄阳公先以兵伐震服诸蛮，臣可说服他们投效我大卫勇将，只要各土族壮勇愿意追随襄阳公，投军伐辽，岭南的乱局便不足为虑了。”
这不是异想天开。
真正关注岭南时势的是晏迟，他早已洞察，岭南的土族不通文教，且对儒学嗤之以鼻，他们尊崇的是拳头硬，刀锋利，吃硬不吃软，服强不服弱，卫廷曾经数番征剿，其实都是以多胜少，这在岭南土族心目中是不公正的对决，更何况卫廷的征剿，还从无真正意义上的大获全胜。
土族先避锋芒，等大军撤走仍然我行我素，不是他们蛮笨，而是卫廷根本没有让他们真真正正的折服。
他们尚武，卫廷却妄想着让他们遵守礼法，用文字纸张约束他们的行为，甚至摧毁他们的信仰，这就好比想要征服一只狼，却不让狼吃肉，而是以华屋大厦这种精美的囚笼为引诱，岂不滑稽？
勇武之人，心中固存的是战意，想要征服他们，只能比他们拥有更硬的拳头，更利的刀锋。
他们不服礼法，却未必不服军法，他们能为了族人争利，又怎能不为赢得他们钦敬的人，抑或是朝廷，驱逐外敌征战疆场？
这是晏迟针对岭南土族的策略，不管日后大卫的军伍能否与辽国的士勇匹敌，可能够死最少的人，平定一地的患乱，他不是为了帮助羿姓社稷，他为的是辛远声等等，一心一意要保住华夏江山的臣公。
可沈炯明，仍然执意反对。
汴王在世，则穆清箫定然已同晏迟沆瀣一气，让穆清箫监军，还不如寄望于襄阳公是个“坚如磐石”的忠臣。
“穆统领乃岭南人士，且这回岭南突生事变，紧跟着汴王遇害发生，是否穆统领暗中煽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