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欧洲移民在到达纽约时候和蒙西族人保持着一定距离，印第安人热情好客，却不是傻瓜，欧洲人奇怪的外表和他们所乘坐的大船让他们保持警惕，随着欧洲与印第安人越来越熟悉，他们提出想和印第安人住在一起，并且只要求菜园那么大的一块土地就好了。
这块土地用牛皮就能覆盖或包围，而这块牛皮就摆在印第安人的面前，于是印第安人呢就欣然同意了。
但就在这时，移民取出一把刀，从皮的一端开始把它切割成长绳，宽不过孩子的手指，这样当整张牛皮被切好后牛皮变成了一堆皮绳，然后他们把绳子的一端拉了出来，慢慢地走，小心谨慎，避免把皮绳弄断。
最终皮绳围成了一个圆形，两端封闭，包围出一大块土地，印第安人惊讶于移民的机智，却也懒得和他们在一块小小的土地上斤斤计较，毕竟他们自己还有足够多的土地。
印第安人和欧洲人和平地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欧洲人总是时不时地提出交易的要求。贝壳珠是一种用牡蛎壳做成的珠子，斯塔滕岛和长岛东部海岸出产贝壳，这些珠子被视为是大自然的神圣礼物。它一开始并没有货币功能，而是被当作结婚礼物、友谊的象征、交换信物、悼念的物品。然而缺乏金银的荷兰人注意到当地人重视贝壳珠这一点，所以他们把贝壳珠作为货币。
早先印第安人制作贝壳珠的方法很简单，用石制的工具将贝壳磨成圆形或椭圆形的薄片，然后在上面打洞就行了，这需要花费大量的劳动力。荷兰人将欧洲的工具给了长岛的辛纳科克印第安人，让他们专门生产贝壳珠，这样一来贝壳珠就成了欧洲殖民地的一种货币了。
能制作贝壳珠的贝壳主要是两种，一种是白的，一种是黑的，白的是北大西洋内旋螺，黑的是一种蛤蜊的边缘。
在印第安人的信仰里多即是好，而松散的贝壳珠使用价值并不高，只有被制作成珠串或珠带的贝壳珠才被视为含有高价值。到了20世纪还有很多美国小孩喜欢玩一个游戏，就是将珠子串成手链，这算是早期移民留下来的传统。得到了欧洲的锥子和钻头后，贝壳珠的产量明显增加，男人也加入了这项以前专属于女性的工作，诸如打猎和织布的工作被放弃，结果就是印第安人越来越依赖荷兰人供给的货物。
认识到新工具对本身传统的影响后，一些年长的印第安妇女拒绝使用这些工具，然而她们拒绝了，欧洲妇女可以轻而易举地代替她们完成这项工作，以至于新阿姆斯特丹规定了官方价格，一般来说一个铜子能兑换六颗白珠子或三颗黑珠子。
后来因为生产了太多的贝壳珠，到了1659年时16个白珠子才值1个斯图弗，这次通货膨胀给当地经济带来了严重破坏，使得毛皮价格一路飙涨，日常交易也变得一片混乱。
当时的人们想用以往的办法控制通货膨胀，即行政干预，但效果忽略不计，后来一些聪明人将大量的贝壳珠低价买进，又将贝壳珠埋在地里，这样市场上流通的贝壳珠就少了，几周后贝壳珠的价格就得到了个控制，到了1666年3颗贝壳珠就相当于1个斯图弗，这些商人凭此获得了利润，而其他商人则损失惨重。
欧洲人的精明让印第安人不断失去土地，直到印第安人发现欧洲人想要他们所有的土地。
殖民地扩张影响了印第安人内部的战争，就像古老的谚语中说的，两个竞争的魔鬼胜过一个天使，为了满足欧洲市场对毛皮的需求，荷兰人、英国人、瑞典人、法国人想尽一切办法收买他们，即便荷兰人拒绝向蒙西族售卖枪支，他们还是有了，因为那个时候莫霍克族有枪了，而蒙西族迁徙合并到了莫霍克族。
这算是印第安人的一种传统，易洛魁人会通过战争来掳掠人口，弥补他们因为疾病和战争大量失去的人口，小部族也会依附大部族，获取他们想要得到的资源，但依附和掳掠是不一样的，掳掠来的战俘通常是奴隶。
不仅印第安人学欧洲人学得快，欧洲人学印第安人也学得快，随着印第安人与欧洲人之间的冲突变多，欧洲人也有被印第安人掳走当奴隶的。
被掳走的欧洲人通常都是要被赎回来的，约翰·奥尔登就被指派负责这件事，这笔钱作为保护国王子民的马萨诸塞州总督必须给，条件是可以商谈的。
被掳走的人终归当过一段时间奴隶，通常来说会被没有被掳走的居民瞧不起。有一个牧师列举了《圣经》中《利未记》的章节，凡是从异国购买的男仆和女仆要“永久为奴”，是他们和他们孩子的继承财产，那些被购买的异国人不能像那些被人购买的希伯来人那样在千禧年得到自由，这样一来就和从非洲来的奴隶区别开了。被奉为至善的约伯也是个奴隶主，在《创世纪》中也有诺亚醉酒的故事，那可能是最早的一起关于奴隶的判决了，米开朗基罗在西斯廷礼拜堂的天顶上还画了这个故事，当诺亚的儿子们为不着寸缕的父亲盖上长袍后，诺亚诅咒了小儿子：“你将成为你兄弟的奴隶。”
南方的亲奴派神职人员征引《圣经》以证明奴隶制的正当性，有了上帝做靠山，奴隶制也就有了压倒一切的道德优势，自然南方也就没有“人人平等”了。
上帝让一些人为王，一些人为男女主人，一些人做商人和劳动者，其他人做仆人和奴隶，这是传教士们为社会不平等和等级制进行辩说的。南方种植园的棉花要送到英国的工厂加工，南方的美国人与英国的关系比北方更为亲密，如果奴隶制都是道德的了，那世间还有什么邪恶的制度？
奴隶主们辩解道，奴隶制是一种仁慈的制度，圣经中的四个世界帝国也进行了连绵不断的征战，正是奴隶制拯救了战俘的生命。南方奴隶主不像北方资本家那么没日没夜地压榨劳工，如果奴隶遇到了一个好主人那个奴隶会过得比农民还要舒适。
在美洲大陆上有一种响尾蛇，它发出警告时会摇自己的尾巴，发出清脆的声音，它的响环每脱皮一次就会增加一个，刚生出来的响尾蛇只有一个响环，年龄越大响环越多，发出的声音也就越大，它与眼镜蛇一样都是毒蛇。
这样一来那个说人生来不平等牧师倒更像是魔鬼假扮的了。
推翻父权当然是恐怖的，需要一点点“冒犯”的行为，英国的罗伯特·菲尔默是《父权论》的作者，他说到：君主们就如同亚当一样，对于生灵有着绝对的权威。
对于国王的拥护者们来说，君主有着不可侵犯的权利，那是神授的君主制而来的。
当1688年“光荣革命”到来时，辉格党人需要一种政治理论，使得他们的革命政党合理，摆脱君权神授的观念，而趋向于这一种新思想的就是洛克所修改的契约论。
以前人们遇到昏君时只能无计可施，契约则要求国王们正当得行使统治，否则臣民就有权解除对他们的效忠。
17世纪之前的人们普遍认为只有通过教皇才能解除效忠，因为教皇是尘世的代表，新教徒则认为他们能与教皇平等得共沐神恩，教皇也就失去了解除臣民对国王效忠的权力了，这也导致了教会对异端比异教徒打压得更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