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丰，女性向前一步
人物作者 人物
-------------------
今年5月，在互联网上曾有一场针对冠姓权的激烈讨论。一些人发现，早在2014年，安徽的小县城长丰已经有过「姓氏革命」——孩子随母姓的家庭，将得到1000元现金奖励。这在当下的语境中显得超前和稀奇。因此《人物》去往长丰，想观察这个政策的结局与遗产。
但到了长丰后我们很快明白，这里发生的远不止这些。一个宽阔丰富的性别平等实验，在这个县城持续了7年。它相对纯粹，不设KPI，不与政绩挂钩，只追求人观念的革新、思想的解放。
它不是任何遥远的主义，不是口号，而是草莓地和稻田里真实开辟出来的空间，让女人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更自由地生活。也是一点星星之火，留下一些回响，让后来人无需惊讶，那些现在看起来了不得的事情，勇敢的人们早已做过。
-------------
联合国官员的三次眼泪
距离北京一千公里，安徽中部，长丰县城的夏日景观与其他县别无二致。正是庄稼换季时，日头明亮灼热，沿着微微起伏的丘陵，地里都是收割小麦的农人。傍晚时分喇叭放着乡村新闻，农人们佝着腰，把秧苗一根根点进田里。车开在村道上，掠过刚刚空下来的草莓大棚、正当季的羊角蜜瓜大棚，水域宽阔，杉树高大。入了夜则是另一副样子，到处都是跳广场舞的人。男人在公园湖里钓鱼，巨大的鳝鱼在桶里挣扎，水珠溅开，好多人围上来看。
但如果再四处走走，会发现些独特之处——县城的水湖公园里，最显眼的雕像是爷爷抱着孙女，底下牌子刻着：「关爱女孩，幸福的女孩被爷爷高高举在肩头」。附近立了一个巨大的爱心门，是为了表达「自由的爱情」。走进路边公厕，比例科学，女厕蹲位比男厕蹲位要多一半。在街道上能看到女性城管在工作，而医院病房里有男护士。
在一个叫创新社区的村子，妇女主任陆瑞云领我去看一栋刚粉刷好的二层小楼。这栋楼比村委会还要崭新气派，这是女性村民们独立的议事空间，叫「妇女微家」。11位成员通过竞选产生。每个月一次，她们忙完农活，骑着车走过乡间道路，在这里开会议事，学《反家庭暴力法》和《婚姻法》，为村里的女性争权益，为道路水电之类的大事提意见。这种生活在这里已经存在许多年。
2013年6月末，也是这个季节，村子里麦浪翻滚，一些改变发生了。
这一天，创新社区要开村民代表大会，修订村规民约，这是村民民主协商与自治的基础。全村111位代表，来了105位，有些还是从城里赶回来的。小小的村委会议室，坐得满满当当。
一共31条细则，每条都要举手表决，超过半数即通过，不超半数则划掉。前面都比较顺利。但到第15条，卡住了——这条的内容是：鼓励妇女参政议政。村民代表中，女性代表的比例应该达到40%。
在这次修订前，村里女性代表实际占比35%。村规民约的草稿里，规划的是30%。在征集意见阶段，被提高到了40%。
但在现场，一位女性代表站起来问：「为什么是40%？为什么不是50%？既然倡导性别平等，男女代表就应该对等，一半对一半。」
这不是孤立的声音，她得到了全体女性的声援，但也让男女分裂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阵营——先按50%表决，所有的男性都不同意，他们沉默了，没人举手。再按40%表决，所有女性都不同意。
双方互不相让，僵持好几分钟，最后是在场的乡镇官员出来调停，双方达成妥协：村民代表中女性代表的比例不应该低于45%。
这是一次临时的、突如其来的冲突。表决结束后，一位短发女士要求发言。她站到台前，声音哽咽，被自己的眼泪打断了三次：
「我倡导性别平等几十年，到过很多地方，当问到为什么女性不站出来主张自己的权利，大家都说几千年了，都习惯了。今天在长丰，我亲眼看到了女性站出来主张自己的权利，而且坚持不让步，让我看到了多年来的性别平等倡导有了希望。」
她是来自联合国人口基金的项目官员文华，也是人类学博士、性别项目专家。这一天文华本没有计划发言，但看到现场这一幕百感交集，她拿过了话筒。
从1990年代至今，文华一直关注性别领域的议题，参与了许多反对针对妇女暴力和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项目，在全国各地做调研和田野。那是2013年，正是她觉得艰难的时刻——人们一听到性别平等，第一反应往往是：我们不是早就平等了吗？
但如果你拿着一个个更细的问题去问，隐藏的问题就会浮出水面。比如当你问：女儿嫁出去之后，或者嫁进来的妇人离婚之后，还能不能在村里分地？这时候人们的回答就会不一样了。
2011年，当时的国家计生委与联合国人口基金开始在长丰做一个性别平等的试点项目，修订村规民约就是这个试点的一部分。创新村那个午后偶然发生的争执与对话，女性的「向前一步」，触动了在场的很多人，至今仍在亲历者的记忆里熠熠闪光。
我们的女儿到底多优秀
当天会场第一排还坐着一个人，他没有上台发言，但感触跟文华一样深。时隔七年，他还能回忆起现场发生的一切，声音、画面、气味，纤毫毕现。他是这个实验在当地的主要执行者，时任长丰县计生委副主任的龚存兵。
在长丰，每当提起龚存兵，大家都愿意评价几句。他不喝酒，身材清瘦，写得一手好字。因为会表达，口才好，常常四处去讲课。听过他课的村干部们都不吝惜赞美，认为他有文化，思想超前，有人格魅力。
但在那时，这位计生干部还正为工作发愁。2010年前后，正是我国出生人口性别失调最严重的阶段，而安徽则是情况最严峻的省份之一——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安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达到了128：100——也就意味着每128个男孩儿出生，才有100个女孩儿出生，这个数据远超正常值。
有人口专家认为，当时我国民众的生育意愿下降，依然存在的男孩偏好，加上胎儿性别鉴定与人工流产技术的发展，共同造成了这个局面。
联合国项目开始前，龚存兵已经在长丰做了一系列改革，这算是某种意义上的穷则思变——2010年，长丰县出生二孩的性别比高达172：100。而当时的计生工作，涉及到考核和升迁——为了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当时的国家人口计生委，把出生人口性别比作为各级政府单项考核的硬性指标。
龚存兵是老计生干部了，1992年就开始在乡镇计生办工作，3年后调到长丰县计生委。他成天琢磨：为什么出生性别比降不下来？原因到底在什么地方？
那时候他还没有任何社会性别平等的意识，更多是靠本能和直觉——「工作很难做，感觉到女孩地位很低，是不是可以给女孩抬高抬高地位？也许这样大家就愿意生女孩了。」因此，当时长丰计生系统的工作重点有二，一个是全国都在做的打击「两非」；一个是长丰根据当地情况做的关爱女孩项目。
所谓「两非」，即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非法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这个词已很少在当代词典中出现，但过去许多年，打击「两非」始终是计生系统非常重要的工作。但在龚存兵看来，抓「两非」终究只是治表，是打急救针——抓得紧了，数据确实会降下来，会好看，但治不了根，一旦松懈就会很快反弹。
他更看重的是关爱女孩的政策，就带着计生委几个人，设计了一整套的方案。长丰那时还是贫困县，但还是花了上百万在县城公园立起了关爱女孩的雕塑。他们给农村独女户、两女户的父母办养老保险。每个考上大学的女孩，县里都给助学金。每年夏天县里都会做一台晚会，让所有独女户、两女户家庭里上了大学的孩子参加，自编自导自演，让大家看看，我们的女儿到底多优秀。
2014年1月，北京，龚存兵在中国/联合国人口基金第七周期生殖健康/人口与发展子项目的研讨会上发言，介绍长丰的情况与经验 图源受访者
这套制度里有一条现在看来很激进——全县所有独女户、两女户家庭的女儿，中考都加十分。十分是什么概念？「比如长丰一中，差一分，甚至都上万块。加一分可能你就进了长丰一中，但你一分加上去，有可能让别的男孩下来了。」这个政策实行了几年，有人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政策初衷应该是让男女站在同一起跑线，但加分造成了新的不公平，所以后来就取消了。但这种直接给利益的政策，足可见主政者的决心。
恰逢国家计生委和联合国人口基金做的性别平等项目，正在全国寻找试点县。这个项目的执行者、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汤梦君向《人物》说起这场实验的源起——那时国家层面其实已经有「关爱女孩」活动，只不过还强调的是政府该怎么做，「你总还是觉得少了什么，比如源自基层和草根的自发力量，比如女性作为主体的一种声音，这是比较缺失的」。那时已经有几位中央党校的学者在河南登封做了一个民间实验，在村庄里修订村规民约，在最基层的制度里给女性地位，实验被认为是成功的，对村庄观念有巨大的革新。
汤梦君与她的同伴们也想着，能不能在村庄里实实在在做些事，看看会不会有变化，民间能生长出什么样的力量。在寻找的过程中，安徽省推荐了长丰，它最终入选，成为全国三个试点县之一。
不是倡导跟母亲姓，而是倡导讨论
实验并不容易。汤梦君记得，他们刚开始给官员们上课，讲什么是性别平等，大家都很懵、很困惑，有人说：「这个太抽象了，不好落实啊！」还有人问：这个和之前的「关爱女孩」项目有什么区别？很多男性干部一开始不太能认识到性别不平等，谈到这个话题，他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我的钱都给我老婆，我老婆比我地位高呀！」
因此学者们设计了一些参与性的课程，不是对着课本讲理论，而是从生活中很小的话题讲起，让他们明白性别平等这个事情离自己很近，身边每天都在发生。比如，为什么大家给男孩起名都喜欢用雄、伟，而女孩的名字都是丽、美？再比如，你给儿子玩什么玩具？给女儿玩什么玩具？是皮球还是洋娃娃？你心目中的男孩和女孩是什么样子的？
课讲得多了，慢慢触动就有了。龚存兵下了课就开始思考：为什么公交车上的扶手高度都是为男性设计的？女性要是个子不高的话够不着，为什么男性标准会成为社会的标准？
他意识到自己的观念正在变化。他开始觉得原来自己做关爱女孩项目，理念上是有问题的——「我们提出关爱女孩，其实是不准确的，关爱是对弱势群体的，但是女性并不是社会特殊群体。她们需要的不是关爱，而是平等。」
也是在那时，他的个人生活也经历了一次挑战——他的妻子当时正在一个三万多居民的社区做书记。他亲眼目睹妻子的辛苦，她的能力，她做事情不比任何男性差。但也因为忙碌，她不能照顾家庭。支持与抱怨，两种情感在他内心作战。
这种切身感受也让他更理解，女性要真正闯出一番天地，要经历多少艰难。「我们对女性的认识，第一就是你是不是会影响到家里。凭什么女性干工作会影响到家，男性干工作却不会有人这么觉得？还是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在作怪。第二，很多人觉得你女性再干又能干到怎么样呢？这又牵扯到男女发展机会是不是平等。」
想清楚这些，他觉得眼前豁然开朗：「哦，这个项目的空间太大了，能做的东西太多了，但我们要撇开两非，撇开性别比，撇开这些浅薄的事情。男孩出生偏高是社会性别不平等造成的，我们要找到社会性别不平等最根本的问题，去突破它、碰撞它、调整它。」
他的想法与人口专家的想法不谋而合。汤梦君在当时的一份报告里建议安徽省，不要用人口出生性别比的结果来考核这个项目——而是应该更多考察各部门是否出台了社会性别平等政策，是柔性的，「从治标转为治本」，这也为改革和探索留下更大的自由空间。
一个最典型的案例就是2014年的「姓氏革命」。2014年，长丰县在下塘镇、左店乡、朱巷镇等乡镇试点，倡导新生儿可以随父姓，随母姓，或者父母双姓。其中对随母姓的给予1000元奖励（其中有一个乡镇是男孩随母姓奖1000元，女孩随母姓奖800元）。
当时这个政策的目的不在于让多少家庭真的这样做，而是为了让家庭有讨论的过程。龚存兵说：「让新生儿随谁姓的问题上，有一个平等协商和讨论的过程，从而淡化父姓意识，从根本上解决男孩偏好问题。」
这不是一时冲动做出来的决定。汤梦君说，当时学界已经对男孩偏好有过很多研究。男孩偏好的根源是家族传承，传承的标志就是姓氏。学者们普遍认为，提倡随母姓，对改善男孩偏好是有用的。但之前这只是一个理论共识，并未付诸实践。
而长丰当时具有实践的条件：整个决策集体是支持这项改革的，且这个项目的灵魂人物龚存兵真正想干这件事。在基层做事，这两点很重要，汤梦君说：「如果他想干这件事，他又有推动力，那就是可以非常快推进下去的。」
在当年，这样一个政策出台，也仿佛一枚核弹投入舆论场。一家媒体用《子随母姓奖励一千元》的标题报道此事后，上百家媒体的采访电话打过来。法新社做了报道，联合国人口基金总部也发邮件到北京询问······大家都没见过这阵仗，县委书记紧张，龚存兵也紧张，「很担心，感觉这不得了，怎么搞啊」。当时国家计生委正好有工作人员在安徽，安慰他们：「不要怕，让他们讨论。」
龚存兵后来在央视的采访中解释了自己的想法：这个政策并非让孩子都随母姓，这跟让所有孩子都随父姓并无区别，只不过，有了这个政策，会激发家庭内部的讨论，政策倡导的正是这个讨论过程，这本身就是观念的解放。另外，正因为姓氏牵扯到每个家庭，牵扯到社会性别不平等的根源，才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这正好证明他们选对了，触到了根本。
姓氏革命推行不久，同年12月，国家对《婚姻法》调整，原来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随母姓，但后来又增加了一条，「可以随父母以外的姓」。长丰的姓氏革命，也被评选为那一年的「中国性别平等十大新闻事件」之一。
比姓氏革命还早一些，在试点刚开始的2012年，长丰就在县内做了公厕改革。要求全县对新建公厕一律审查，看看是否符合社会性别平等的要求，具体来说，就是男女厕所蹲位要按照1：1.5来设计，没有达到这个比例的不予审批。不符合这个标准的旧公厕，也要改造。
这个改革思路来自当时安徽省计生委的一位副主任，他去韩国接受了一次性别平等的培训，回来后便提出在长丰做试点。他们认为公厕不是一件小事，那里面盛满了性别视角——你看到的不是蹲位多少，而是政府怎么去分配公共资源。
政策之外，龚存兵也尝试在教育的源头做一些探索。在一家乡镇幼儿园，他试图培养孩子们的无性别意识——男孩可以踢球，女孩也可以；女孩踢毽子跳绳，男孩也可以，没有某个项目只有男孩或者女孩才能做——他认为，如果只对成年人做性别平等的教育，那么等幼儿们长大了，这种成见依然不会改变。但这个过程并不轻松，最难的是教育教育者，反复去跟这些基层的老师们上课，让他们接受这个理念，并在日常中刻意去引导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