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确实看到了一些美好的东西。小女孩的性别意识不强烈，她们愿意去和男孩一起踢足球，她们的勇猛、争抢、好斗，还没有被压制。她们的勇气、担当和竞争意识可以在这个过程中被培养。而男孩们也可以跳皮筋，也可以被允许是温柔的、安静的。
孩子们曾被要求在一张长长的画卷中画出自己心目中男性和女性的样子，龚存兵记得，他们的画里男性和女性的形象并不像成年人想象的一样，他们一起做家务，一起劳动。在这个年龄，他们的观念中，还没有那种刻板的定义：爸爸必须干什么，妈妈又必须干什么。
性别问题还在大量的乡村生活细节之中。比如外嫁女儿、离婚女性在宅基地、土地确权等问题上受到歧视，这些都在每个村修改村规民约时给了她们保障。还有一些看似微小却坚固的风俗，比如女孩不能上坟，比如老人去世后必须要有儿子顶棺下葬，女儿不行，如果死者没有儿子，那就相当麻烦，要找家族里其他年轻的男丁。
在创新村有过这样一个例子：父亲去世了，只有两个女儿，村干部就坐在他家里，让女儿去做所有的事情。家族里亲戚们不同意，翻脸了，闹得一塌糊涂，但最后还是做下来了。龚存兵当时跟村干部说：「也许这个做完，一百年都没人做。但就是一个星星之火，一百年后如果有人想做，可以把我们搬出来，我们已经做过了。」
从女孩到主任
关于这个试点是怎么改变了具体的村庄与人，汤梦君建议我去一个叫安费塘的村子，去找女村主任袁庆。傍晚时分，我在小学校舍改造成的村委会门口见到袁庆，她站在晒满小麦的篮球场边，30岁上下，一张柔和的圆脸，眼镜也圆圆的，整个人很斯文。她来招呼我，有一种温和的热情。
村委会墙边画满了性别平等主题的张贴画，颜色已经有些黯了。2016-2018年，联合国在这个村做了第八周期试点。也是在这个过程中，袁庆从村里的计生专干成了村主任。
汤梦君记得项目刚开始时袁庆的样子：「她很羞涩，我们去村里，她给我们介绍情况，脸涨得很红，结结巴巴的，还不擅于在公众场合说话。」而现在袁庆每天夜里骑着电动三轮在村里巡逻。我们一起走在村道上时，村民们自然地迎上来问事情，喊她「村长」。
走到这一步不容易。袁庆出生在安徽滁州的山村，她出生后，父母想再要个儿子，但又生了个女儿，当时计生政策严格，母亲的第三胎被引产，家里的牛也被牵走了。但奶奶重男轻女思想严重，逼着继续生，家里又欠着债，她父亲无法承受争吵与压力，便自杀了。当时袁庆4岁。
随后母亲改嫁，她被送到大姑家里，读到初中毕业就不让读了。大姑说，女孩总是要嫁人的，读那么多书干嘛？大姑的儿子继续往上读，16岁的她则进了服装厂当学徒，一个月300块工钱。工作没几个月，大姑来要钱，一起的小姐妹都跟她情况差不多，都气不过。她就这么打工，在夜市推荐啤酒，看仓库，稀里糊涂活到二十岁。遇到喜欢的男孩子，想结婚，家里还是大姑做主，要十万彩礼，对方给不起，但袁庆还是想嫁。她说自己从小不被爱，「好不容易遇到个对我好的人。」这很珍贵。
婚礼当天，娘家人都没出现。她自己买了件红旗袍，打着车，从滁州到了长丰，身边只有当时在工厂的几个小姐妹。嫁到安费塘村这个家，婆婆是聋哑人，公公视力障碍，还有年幼的小姑子小叔子，他们夫妻俩是唯一的劳动力。丈夫在外面打工，她在家里边带孩子边做零活，直到村里选她做了计生专干，情况才稍稍好转。
项目开始时，她心里也隐隐被某些东西触动着，但还说不清那到底是什么。她的一项工作就是发现身边不平等的案例，去记录和调解。2017年的某天，她写着案例，突然联想起童年往事，「我心里面想，我寻找了半天，原来自己就是这么一个典型的例子啊。」那种念头如冷水浇头，一下子迸发出来，「那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好透彻。」
她也开始在这样的视角上看自己的村子——男人们常常有一种惯性，可以很自然地说出类似「现在已经男女平等了」这样的话，但那些具体的、细碎的、沉默而顽固的细节，仍存在于每个乡村女人的日常生活中。
就在几年前，村里有些家庭，每到逢年过节或者宴客，女人都不上桌。「做饭的是她们，吃饭的又是男人」。这被认为是一种不成文的礼数。袁庆把这个事情拎出来宣讲过几次，2017年又做了一个活动，性别角色互换——让男人做饭，做完了让女人们吃。女人们坐大桌上，男人们坐边上小矮桌。
她拍视频记录这一刻，举着手机问一位村民：叔叔，你今天在这个小桌子上吃饭什么感受？对方有点不好意思，说：还好吧。还有一个人说：「你们终于翻身了！」逗得大家哄堂大笑。到后来，村里有男人开始做饭了。但不多，有那么几个。
作为一个年轻的女性，就算是做到了村主任，袁庆也有她自己要面对和牺牲的东西。2016年她刚上任时，一次有领导来视察，她跟着村里的治保主任（一位年长男性）一块去迎接。领导见到他们两人，没问谁是谁，直接一步跨到治保主任面前，握住对方的手：哎呀，主任，你好你好。袁庆手都伸出去了，又收了回来，觉得非常尴尬，只好马上笑了笑。
五月底的某个夜里，我们骑着电动三轮车在村中巡视，怕有人在夜里烧秸秆。袁庆说起作为年轻女性处理村里大小事务的难处，她必须要隐藏一些东西——性格里本能的温柔的、好说话的、和善的特质，她要努力克服这些，转而展现一些无性别的、或者说刻板印象中男性气质的东西，比如彪悍的、雷厉风行的、说一不二的。这些会更好地帮助她工作。
饭桌上性别互换的小实验，大概只算是摇下父权制大树上的一片叶子。但还有些改革，是真正让女性自己从土地上生长出力量。安费塘村里留守女性多，家庭分工一般都是男人去城里打工，女人在家里照顾老人小孩，还要伺候几亩地，辛苦不说，总归是要管男人伸手要钱。
试点的三年，村里开始请人来做技能培训，有五位女性因此考到了家政资格证，在城市里找到高薪工作。那些被老人孩子绊住无法出门的女性，也开始做广泛意义上的女性创业——原来她们种水稻，一亩田一季度最多收入两三百块。后来镇上提倡虾稻共养，田里还是水稻，但田边沟里同时养小龙虾，同样的面积，一亩田能多挣一千多块。
钱的力量是真实、强大的，袁庆见证着家庭内部权力关系的变化：「以前女性在家里就是消耗钱，现在她们的收入可以支撑家里的开支，男人的钱可以存起来。这么着，男人就算想发脾气，是不是也要掂量掂量？」
五月底六月初，正是小龙虾上市的季节，路过田边，稻苗青青。在看似不变的辛苦生活中，女人们逐渐开辟出自己微小的、逐渐壮大的领地。
认真的直率的热情的
在安费塘村，我和46岁的村民陶有美聊了一次天。黄昏时分，她刚从田里回来，踢掉胶鞋，擦了把脸，笑着拉我到后院坐。地上一筐新蒜，地里一茬茄子，一树梨树已经结了小小的果子。客厅里坐着她9岁的小儿子和90岁的老公公，丈夫去城里打工，女儿去上大学，她一个人管家。
这几年，陶有美去过村里组织的每一次培训。一般是袁庆在群里通知，她算好时间，骑着电动三轮车开过村道，五分钟就到了村委会。几十个女人，就坐在院子里听，昂着一张张在地里被阳光雕刻过的脸。城里来的老师讲课，陶有美有时候听得懂，比如讲为啥不让女人上桌吃饭，她又赞同，又愤怒。但有时候老师讲一些理论，文绉绉的，她就不懂了，但也没关系，还是每次去。她非常肯定，这件事对自己有益无害。等到男人从城里回来了，她就把培训时听到的事儿告诉他，敲敲他的警钟。
也正是这样一群女性，正成为村庄治理中不可缺少的主体。在安费塘，女性村民代表占了一半比例。袁庆发现她们身上的一些特质非常可贵，比如公开和直率，敢说真话，抢着发言。原来村里评贫困户，男人们容易碍着面子，稀里糊涂把所有申请人都打上钩。而女人们锱铢必较，会问：这家人的情况我清楚，条件还可以，是不是不该选？
在创新社区的妇女议事会，她们讨论村里的大小事，小的比如婆媳吵架、家长里短，大事比如修路、引自来水。
几年前，她们帮一位从四川远嫁而来又离婚的女性争得了五亩八分地。这位四川媳妇是1990年代嫁到村里，落了户，后来与丈夫离婚，婆家不愿意分地分房给她，她在这里没有亲人、没有依靠，但有权利意识，坚持要拿回属于自己的一半土地，双方僵持不下，找到妇女议事会的会长陆瑞云。
陆瑞云觉得她的要求理所当然。「我们要讲道理，不管她从哪里来，不管她现在住不住在村里，她现在是这个村里的人，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理所应当。」她们去这婆家讲道理，先找婆婆，再找丈夫，在对方家里聊了好几次，最终松了口。家里十多亩地，分给了四川媳妇一半。不仅如此，按照他们村规民约的要求，这位女性如果再婚，她的丈夫同样享受村民待遇。
试点进行的七年时间，汤梦君去过长丰十几次，逐渐与村庄里的女人们熟悉。她认为她们都有非常强的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她们中能人非常多，语言表达和思维都是很好的，参与的诉求也是很强烈的」。她们直率，能秉持正义或公道，「只要你给她们一定的教育熏陶，给她们机会」。
袁庆则跟我提起这两年让她印象深刻的两段对话。
一次是去年村里做土地确权。镇上的工作人员过来和村民签协议，有一家是女主人过去签，工作人员一看是女人来的，下意识抛出几个问题：「你是户主吗？你家男人呢？你能说话算话吗？得让你男人来签。」
女主人一下就怒了：「哪个讲不能签？我能做得了主，我做不了主干嘛来这儿。我既然来了，我就能做得了主。我会负法律责任的。」对方意识到自己问得不合适了，连忙跟她道歉，反复跟她强调，自己并不是歧视她，只是担心他们家庭内部没协商好。
还有一次是发生在袁庆自己家里。她十岁的女儿一直跟着母亲进进出出，在性别平等的环境里被熏陶。有一次袁庆的丈夫让袁庆去做饭，女儿就站出来问爸爸：爸爸，现在性别平等，你不能做饭啊？
小女孩的家庭哲学很先进，她说：「家务我可以做，但你们也得做。妈妈做，爸爸也要做，大家一起做。爷爷说自己做饭不好吃，就不做了，但爷爷，你可以学呀！」
星星之火
从2011年秋天到2018年夏天，这个实验在长丰持续了七年。今年五月我们到长丰回访，寻找这个实验的遗产，并与曾参与其中的人聊天，想看看这个实验是如何改变了人。
每一个受访者都多多少少描述过这样的画面——女人们人手一台乡间代步必需的电动车，骑着它们从村道中呼啸而过，去听一些与自己接近的、或者是遥远的知识，去开会议事，结束之后又骑着车呼啸而去，回到田里，继续埋头干她们的活计。
诚实地说，她们生活中的痛苦和琐碎没有任何变化。与过去许多年一样，她们白天站在长丰最常见的水田里、草莓大棚、羊角蜜大棚里劳作，夜晚则照顾孩子老人，将一生献身于家庭。但这几年的实验给了她们一些精神上的自足和丰盈。
在第七期试点结束后，龚存兵从长丰县计生委调任县委宣传部，不再负责这部分工作。但他始终认为那是一段最珍贵的时光，「值得一辈子回忆的五年」。现在再问他当年的事情，他都能记得是几月几号，细节纤毫毕现。
后来还有一次，当时的安徽省卫计委的一位领导问他：做这个事情你的收获是什么？
他愿意把自己一生分为几个泾渭分明的部分：「我这辈子就干了几件事，第一件事是为计生工作起草文件、写材料，第二件就是用五年时间做了这个项目，影响了一些人。」「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做事是为了升迁，为了证明自己能做什么。我做这件事，就是我想把它做好，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这是我自己的东西。」
采访结束的晚上，他一定要把当时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何瑞安写给他的一封信找给我看，在深夜的县委办公室，他在电脑里翻了半个小时，那是他非常骄傲的、像钻石一样珍视的东西。那封信上何瑞安形容他，「such a great partner」。
执行这个项目的学者汤梦君，是位干脆爽朗的女性。她回答问题时反应迅速，不拖泥带水，用词克制。但提到这八年试点对她的影响，她语气里也有了缓慢和温柔。
「我原来主要做理论研究，没有全身心投入去做一个这样的实践，在长丰是第一次。但只要你真心去做了，你会觉得特别有成就感，因为基层真的发生了变化。而且你就觉得，中国乡村那些女性，她们非常有前途、有智慧，在中国基层真的有很多能人。你千万要相信，只要有机会，她们真的有能力提升自己，改变自己。」
但汤梦君同时强调的是，回顾这个项目时我们必须承认——它成功，有天时地利人和之处。包括2010年那个时间点，计生工作仍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当时的安徽省政府对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有极大的重视和决心；再往下，合肥市和长丰县政府愿意给钱、给人、给资源；还包括项目实施者龚存兵，个人的热情和能力；甚至另一个偶然的、小的因素是，当时安徽省人口计生委分管性别治理工作的副主任，刚好就是长丰人。
放在微观视角里看，在一个县级政府推进政策也不简单。如龚存兵所言，就算是在长丰也不是全县试点，而只选了三个乡镇。三个乡镇里又只有一个做得相对好，因为这个乡的主要执行者，一位副乡长，最能懂龚存兵的理念，且能完全执行。这其实非常珍贵。政策执行过程如漏斗，一层层筛选淘汰。机缘巧合之中，每一层都刚好有想做事、能做事的人，才成就了最后的好局面。
这样的成功也许不易复制。第七周期结束后，专家们曾提出把试点成果在安徽其他地方推广，但正巧遇上国家机构改革，计生系统与卫生系统合并。在繁重的公共卫生管理中，平衡出生人口性别比不再是最重点的工作。另外2015年二孩放开，出生人口性别比也不像之前那样严峻。这项推广也就没有再继续了。
还有一些可以更深入的工作，因为项目结束和龚存兵离任，没有再继续。比如家庭内部的性别角色定位问题。做第七周期项目时，龚存兵意识到，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讲性别平等，最终还是要回到家庭。在第八周期项目时，长丰继续了一些家庭与社区的活动，但似乎不如七周期时那么轰轰烈烈。
特别是在农村，如今依然是「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结构，只不过有时变体为「男女共同主外，女主内」，这是一种看似温柔但本质残酷的不平等。他认为可以在家庭内部做一些实验，不一定要求男主外或女主外，也可以将男女的社会角色进行互换，或者让男女共同完成同一个社会角色，所谓「一起挣钱一起花」。
文华和龚存兵都对《人物》提到他们的遗憾，这一类试点项目到最后最难的便是——持续性。「说实话，当时我们做项目时轰轰烈烈，感觉会把事情做得很大很大，但到后期项目推进就变得很难了。」他们都呼吁顶层设计，这样才能把在长丰点亮的灯，照亮到更多地方，通过制度的方式固定下来。
但他们也同样认为，至少在这个县城里，这项实验留下来了灿烂的遗产。村规民约不是遥远的文本，而是贴在每户人家墙上的法律。它把农村女性的政治和经济权利固定下来。更重要的是它带来的性别视角，它的启蒙与唤醒，深入到基层政府之后的每一次决策中，让性别平等的理念在此深入人心。
五月的夜里，我问龚存兵，回忆那五年，他脑子里第一个跳出来的是画面是什么？
他说是一些女孩子们的脸。那些在夏日晚会上演出的才华横溢的、来自长丰独女户家庭的女孩，那些提出让孩子跟自己姓的母亲，那些站起来争取平等选举权的女性村民代表，还有那个坚持要自己给父亲顶棺的女孩，「这是破除了我们几千年的传统，多么勇敢，是非常值得感动的事情。」
她们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所有女性骨子里都厌恶这种不平等，有争取平等的意愿，这种意愿是潜在的、强烈的、可以被激发的，而且激发起来会很强大。也是这种力量，在推动社会性别平等往前走。就像星星之火，我们要鼓励大家，继续往前走，继续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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