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曰:
寻常巷陌陈罗绮,
参差楼台奏管弦,
人间太平无事时,
莺燕无限日高眠。
四帝仁宗,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的骄傲,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多少本演义、话本,以“且说大宋四帝仁宗年间”十个字开头的。后世将包拯膜拜为“文曲星”,将狄青膜拜为“武曲星”。这两颗星其实都与宋仁宗有极大的关系。宋仁宗期间,群星璀璨,唐宋八大家,六人出在宋,均出于他当政时期。当时可谓众贤毕至,群英咸集,名相诸多,君子满堂。王曾、晏殊、鲁宗道、范仲淹、包拯、富弼、欧阳修、吕夷简、夏悚、文彦博、庞籍、大宋。。。。随便拿出一个,放在别朝,就是千古名相的地位。大宋皇帝,除了太祖太宗高宗,最有知名度与存在感的,就是宋仁宗赵桢了吧。本来我以为,作为太平皇帝,他可说的事迹不多,且朝中文武频出,各处事迹应该可以带得过了吧。但看来还是天真了,赵桢确实值得专门一说。
仁号称是中国儒家学派道德规范的最高原则,孔子思想体系的理论核心。“仁”的最初含义是指人与人的一种亲善关系。孔子把“仁”定义为“爱人”,并解释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个也许是“达人”这个网络用语最早的来历了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在回答子张问仁时还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五者为恭、宽、信、敏、惠。孟子发挥了孔子的思想,把仁同义联系起来 ,把仁义看作道德行为的最高准则。其“仁”,指人心,即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仁爱之心;其“义”,指正路,“义,人之正路也”。 “仁”可以理解为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与现在所提倡的“和谐社会”类。无疑这是一个褒义的谥号,历史上得到这个谥号的皇帝有什么相似之处吗?宋仁宗赵祯开创了“仁宗盛治”;明仁宗朱高炽和他儿子朱瞻基两人在位至政也被历史上称为“仁宣之治”。(也许是朱明唯一的亮色了。)至于元清的仁,不提也罢。
作为史上第一个以仁为谥号的皇帝,这位“宋仁宗”是真正无愧于“仁”的称号。这也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一个皇帝。所谓“仁”,就是真正的以民为本,重视别人,尽量让别人过上好日子。(多少英主大帝是以自己的丰功伟绩为念而不考虑别人过怎样的日子的。)史书上记载的宋仁宗故事是这样的:寒冷的冬天,宋仁宗批阅完奏章之后饥寒难耐,非常想喝一碗御寒的羊肉汤,但后来想到如果是这样,内侍肯定又要大动干戈,甚至扰民,于是宋仁宗忍住饥饿。宋仁宗是皇帝中脾气最好的一个(没有之一),有一次用餐,他正吃着,突然吃到了一粒沙子,牙齿一阵剧痛,他赶紧吐出来,还不忘对陪侍的宫女说:“千万别声张我曾吃到沙子,这可是死罪啊。”还有一次他从外面回来,一进宫就要水喝,说渴得要命。嫔妃问他路上为什么不喝,他说他回头看了几次,没看到随行人员带烧水镣子,怕自己一问,会有人受罚,就忍渴没说。宋仁宗去世后,“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宋朝我相信不会有组织人民哭金太阳的事吧。)就连讣告送到辽国时,竟“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辽道宗耶律洪基(萧峰的大哥,尚表现如此,肯定不会侵宋。)痛哭道:“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史载其“惊肃再拜,谓左右曰:‘我若生中国,不过与之执鞭持盖一都虞侯耳!’”“其后北朝葬仁宗皇帝所赐御衣,严事之如其祖宗陵墓云。”《邵氏闻见后录》。金兵占领中原后,曾大肆盗掘宋陵,但因为慑于宋仁宗之名,他们独独没有对昭陵下手,“唯昭陵如故”。(很多人对儒家的“仁者无敌”嗤之以鼻,但是,对这件事,似乎没有什么能够更好的诠释了。我发现之前我小看了这个平淡无奇的皇帝。)
在大多数宋人眼里,“仁宗盛治”远过“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嘉佑四年(西元1059),这时距赵祯驾崩还有四年,以宰相富弼为首的群臣连续五次上表请求给他加尊号为“大仁至治”,但是赵祯都没有批准。但他死后再也阻止不了群臣给他加上“仁”的尊号了。翰林学士王珪等群臣给他写谥曰:“臣闻元精磅礴,济万物而不昭其迹者,荐名曰天;至德汪洋,泽万世而不有其功者,建谥于帝……维其历古圣贤之君,莫不极所以尊明令显之称,又或至于代相袭之。夫仁者圣人之盛德,岂独未有以当之耶抑当时鸿儒巨学反略于稽求抑又天之所启、期以克配先帝之庙乎《诗》云:‘维天之命,于穆不已’,此之谓欤惟功以创业为祖,德以守成为宗,皆尊尊之大义也。先帝尊谥,宜天锡之曰神文圣武明孝皇帝,庙曰仁宗。”
“仁”就是对帝王的最高评价,“为人君,止于仁。”《宋史》这样评价赞美仁宗及其盛治:“(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之间,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文人这样歌颂“仁宗盛治”:“四十二年于兹,可谓海内大治矣。窃迹羲黄之前,敻乎莫索其详。自《诗》、《书》之载,未有如兹之盛者也。”北宋学者邵伯温这样赞美“仁宗盛治”:盖帝知为治之要:任宰辅,用台谏,畏天爱民,守祖宗法度。时宰辅曰富弼、韩琦、文彦博,台谏曰唐介、包拯、司马光、范镇、吕诲云。呜呼,视周之成、康,汉之文、景,无所不及,有过之者,此所以为有宋之盛欤?”北宋政论家陈师锡这样怀念“仁宗盛治”:“宋兴一百五十余载矣,号称太平,飨国长久,遗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以致庆历、嘉佑之治为本朝甚盛之时,远过汉唐,几有三代之风。”大文豪苏轼说:“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佑极矣。”(天圣、景佑都是宋仁宗的年号。)即使目空无人的权奸秦桧也曾说到:“昔我仁祖临御,亲选天下十有五人崇论宏议,载在方册。庆历、嘉佑之治上参唐虞,下轶商周,何其盛哉!”南宋人名人卫径也称:“嘉佑之治”振古无及。”因为不喜“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柳永,宋仁宗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柳永于是反唇相讥,说自己是“奉旨填词”。讥讽仁宗的柳永不但没被杀头,填词也没受影响,且填得更加放肆,这就非同寻常了。也因此,柳永非但不生仁宗的气,还“愿岁岁,天仗里常瞻凤辇”。(这个可没人强迫他,风流柳七,可不是没有风骨,不是肯出违心之言的人。)晚明大学者朱国桢曾纵论千古帝王,称“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朱国桢这么推崇仁宗也许是名字里都有一个祯字?)
作为现代人来说,赵桢既无雄才大略,也未见有什么丰功伟业,有什么值得称道?从某个角度来说,后人对历史人物是非功过的评判,无非是自身价值观的投射而已。一个国家主义者自然会歌颂开疆拓土、虽远必诛的秦皇汉武;一名网络“皇汉”则不吝于赞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朱元璋。而作为更关注优良制度与自由传统的现代人,之所以视宋仁宗为君主的典范,最重要的一个原因,相信仁宗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接近“虚君立宪”的一位君主。当然,宋朝时人们还没有“虚君立宪”的概念,如果用宋人的话来说,是仁宗皇帝“知为治之要:任宰辅,用台谏,畏天爱民,守祖宗法度”。这段短短的评词,其实蕴含着宋朝士大夫对“何为优良政体”的理解与共识。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后,第二个比较开放和宽容的时期。其根源就在于太祖皇帝赵匡胤的重文抑武和宽宏大量。到了宋仁宗赵祯继位,把这个传统弘扬到最大。
宋仁宗在位,是守祖宗法度的模范君主。当他去世之后,仁宗朝的一部分惯例,也被后世的士大夫整理成最值得遵守的祖宗法度。南宋吕中的《宋大事记讲义》这么评价仁宗朝:“仁宗在位最久,德泽最深,宜专法仁宗。盖汉唐而下,言家法者,莫如我朝;我朝家法之粹者,莫如仁宗。”北宋元祐七年(1092),翰林侍读学士范祖禹编录《仁皇圣典》进献哲宗皇帝,并上书说:“陛下诚能上顺天意,下顺民心,专法仁宗,则垂拱无为,海内晏安,成康之隆,不难致也。”再如,南宋淳祐四年(1244),杜范拜相,即向理宗上奏札说:“今陛下新揽权纲,惟恪循仁祖家法,凡废置予夺,一切与宰相熟议其可否,而后见之施行。如有未当,给舍得以缴驳,台谏得以论奏。是以天下为天下,不以一已为天下,虽万世不易可也。”这里元祐、淳祐的年号,也含有向仁宗朝“嘉祐之治”致敬的意思。上书的士大夫都是在提请在位的君主“专法仁宗”、“惟恪循仁祖家法”。那么这个“仁祖家法”到底是指什么呢?经由宋朝士大夫的演绎与归纳,“仁祖家法”已经被解释成一个“虚君共治”“分权制衡”的治道与政体:君主端拱在上,统而不治;执政权归宰相领导的政府;监督政府的权力归独立的台谏系统。
元祐元年(1086),右司谏苏辙向哲宗皇帝进言:“臣窃见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余年,海内乂安,近世少比。当时所用宰相二三十人,其所进退,皆取天下公议,未尝辄出私意。公议所发,常自台谏,凡台谏所言,即时行下。其言是,则黜宰相,其言妄,则黜台谏。忘己而用人,故赏罚之行,如春生秋杀,人不以为怨。终仁宗之世,台谏不敢矫诬,而宰相不敢恣横,由此术也。”同一年,同知枢密院范纯仁也告诉宋哲宗:“臣昔见仁宗皇帝推委执政,一无所疑,凡所差除,多便从允;而使台谏察其不当,随事论奏,小则放行改正,大则罢免随之。使君臣之恩意常存,朝廷之纪纲自正,是以四十余年,不劳而治。”
谬史氏曰:仁宗至此,确实有过人之处。有人说宋仁宗作为皇帝的一个特点是统治期间毫无业绩。其实作为皇帝这个天生罪恶的职业,不作为是最好的作为。垂拱而治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感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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