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曰：
寇准韩琦司马光，
丁谓夏悚王安石，
自古冰炭不同器，
从来寒暑不兼时。
大宋文华萃然，所以名相迭出，而奸臣也奸出水平了。文化本来就包括光明面与阴暗面，中华也讲究阴极阳生、否极泰来那一套。光我看演义，就认识不少名相，比如王老丞相、吕蒙正、寇准、包拯。。。不看演义也应该知道的，比如文彦博、欧阳修、韩琦、富弼、范仲淹、司马光。。。当然对立面也不少，且不说人民公敌“六贼”、南宋“四奸”之类人神共愤的人物，王钦若、丁谓、夏悚、王安石、吕惠卿、章惇、曾布就是口碑崩坏的另一群。有人说，太祖说过，“南人不得为相”，上述另册人员多为南人。我宁愿相信这是误读，王钦若在真宗时就登上相位，说明该规定就算有也早名存实亡了。寇准就曾拿南人晏殊说事，“晏殊江外人。”帝曰：“张九龄非江外人耶！”谁不说张九龄一代名相？谁不说晏殊政坛文坛双领袖？
寇准虽说也是名相，但他在与其他名相比如王旦的互动中，水平显然差了不止一个晏殊。“寇准数短（王）旦，旦专称准。帝谓旦曰：“卿虽称其美，彼专谈卿恶。”旦曰：“理固当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阙失必多。准对陛下无所隐，益见其忠直。此臣所以重准也。”帝以是愈贤旦。中书有事送密院，违诏格，准在密院，以事上闻，旦被责，第拜谢，堂吏皆见罚。不逾月，密院有事送中书，亦违招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还密院。准大惭，见旦曰：“同年，甚得许大度量？”旦不答。寇准罢枢密使，托人私求为使相，旦惊曰：“将相之任，岂可求耶！吾不受私请。”准深憾之。已而除准武胜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准入见，谢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荐者。准愧叹，以为不可及。”
大宋宰相多如狗。本身就是群相制，在加上枢密、参知政事，即所谓政事堂诸相公是也。统计样本多了，贤与不肖的人数自然也多，有忧国忧民的，也有蛮横弄权的，更有祸国殃民的，反正都算出了名。一个朝代，出了这么多名相，倒也罕见。若说被演义扭曲的，王强王钦若，据说是萧太后的奸细，这就扯得没边了；庞籍庞太师，反倒是个克己奉公的贤相。抬得最高的，还是包公，日断阳夜对阴，所以头顶月牙；铁面无私，所以一直黑着脸；手下有七侠五义，纵横江湖。真实的包公，作为一个政客，远甚于作为一个法官。不管是正史上，还是演义中，包公都是名气太大、事迹太多，广为人知、多说无益。他与其他名臣的互动倒是一个观察点。
却说当初包拯当时任御史中丞，上书弹劾张方平，指责他身为三司使，却乘人之危，贱买所管辖富民的住宅，寡廉鲜耻、实在骇人听闻，如此小人，朝廷不能委以大任处之以高位。张方平由此被贬。集贤院修撰宋祁继任三司使职务，由此再度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包拯又上书弹劾宋祁任益州知州时淫冶轻狎，并指出宋祁的亲兄弟宋庠此时正担任执政大臣职务，因而宋祁不能出任三司使职务。为了避嫌，参知政事宋庠不得不主动上书宋仁宗，说明自己处于执政之位，而弟弟宋祁又被提拔为国家财政大臣，权力太重，于政事大大不便。于是，在一系列舆论的压力下，宋祁去职，由包拯接任三司使。
包拯的任命刚刚下达，翰林学士欧阳修立即上书弹劾包拯：认为官僚士大夫理应重义轻利，珍惜名节，轻视官位高低，但包拯却恰恰相反，他大肆攻击三司使张方平，迫使张方平下台；宋祁刚刚接任，又不遗余力地抨击宋祁的过失，宋祁被罢免后，包拯顺利地担任三司使职务，这不能不使人怀疑包拯是个奸诈小人；更何况包拯才疏学浅，虽有刚直不阿的美名，但于事无补，恐怕难当三司使之任；而且包拯不孝顺父母、品德欠佳，这些事实是有目共睹的。
这一系列纷争分外好看，牵涉到的名臣，不但有包黑，有大小宋，还有天下文宗欧阳修。欧阳修还写出了天下传诵的《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奏章,致使包拯“家居避命,久之乃出”。其间引用的“蹊田夺牛”典故，千百年后，常看常新。所谓“逐其人而代其位”也。
大宋仁宗年间，有谓“仁宗盛治”也，真是众贤毕至，群英咸集；名相诸多，君子满堂。王曾、晏殊、鲁宗道、范仲淹、包拯、富弼、欧阳修、吕夷简、夏悚、文彦博、庞籍、大宋。。。。随便拿出一个，放在别朝，就是千古名相的地位。可惜的是，大宋仁宗朝，集合了这么多千古名相，国力也好、社会发展也好，并没有达到一个令人咋舌的地步。何者？大内斗国不变的传统也。范仲淹与吕夷简是一对死对头，包拯与欧阳修又是一对，夏悚表示，在座诸位都是在下死对头。。。夏悚一击，则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嘎然而至。一加一价值小于二，世间的团队人际互动大抵如此。一个马拉多纳加十个角色球员可以得世界冠军，十一个马拉多纳，光球权分配就得打起来。不信请看飞翔的荷兰人，一坨坨的三剑客是怎样内耗的。
当然，仁宗内斗的程度，与神哲朝恶劣的新旧党争，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新党这边，大概只有王安石一人可称君子，剩下的群小，不过是擢拔高位的阴险小吏罢了，无能无德，专以恶毒行事。好歹庆历年间，大家都是明经正途出身、慢慢在官僚体系中熬上来的，文人相轻罢了。
文人是不是都不是好东西？是的，文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这不代表就可以以此给文人加上原罪，随便迫害打压文人，或搞文字狱。不是好东西的人，在没有触犯法律时，仍然有权在社会上快活地存在下去的。但是如刘季、朱八，粗暴、残酷对待文人，却经常会在底层获得一片叫好。小偷也不可以任意私刑，妓女也不可以任意强奸，这是很粗浅的道理，在中国就是讲不明白。“罚非其罪”，是现代政治文明不可接受的，在中国却有普遍的土壤，比如说什么人民的名义等官场作品，到最后就是拼靠山，愚民反而津津乐道。认为对方坏，所以我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地对付他，即“罚非其罪”，套用以前的说法，就是“蹊田夺牛”，这里欧阳修发展了词义，不单单指小罪大罚，而且指，以公义的名义在处理小罪的过程中却取得了自己利益，比如打击了对立派。
同样道理也可以用在富人头上。中国富人也是有原罪的，为富不仁嘛，但是这样就是可以杀富济贫了？文人与富人一样，前者以更多于普通人的知识，后者以更多于普通人的财富，在博弈过程中相对容易得到更多的利益，这确实是相当令人不爽。但只要他没有采用什么非法的手段，你就没有理由用非法的手段危害他，（事实上即使他采用了非法的手段也只能法律框架解决，当然，这是现代人的道德高限，就不强求古人了。）蜘蛛侠说：“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文人与富人，都是能力大于普通人的，但他如果就是不承担责任，那也只是道德问题，别人无法强求他的。我们的社会，往往是在道德上苛求，甚至不惜采用非法手段，却不愿在制度化、方法论上多思考。强求文人必须用高尚的品德来运用他的才能，并不惜以运动的方式来对付不愿持道德高限的文人，何等可悲！强迫社会成员相信什么性善性恶，却不愿承认人性本私，可以说是文化上的一个病灶了。
事实上，现代文明对人性趋利避害的特性，已经了解到了一个比较深刻的地步了，并以博弈论为蓝本，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博弈体系，使博弈各方尽量获得多赢为导向。具体回到宋朝，文人搞内斗既然不可避免，那么建立起一个可控的底线、以免事情不可收拾就很重要。所以说，不杀文人，与其说是艺祖誓言，莫若说是统治者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底线：既然文人这尿性，喜欢表面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干对立面、天知道实际为了什么，为避免事无挽回，绝不流血，应该是及其合理的底线。（事实上，钦宗杀奸臣，是他自己破坏了游戏规则。）现代政治也是这么玩的，政治无非是国内利益分赃，不应该流血是共识。
谬史氏曰：中国的其他朝代，都是压制文人的天性，比如统治者打击朋党、统治者搞文字狱等等，而宋朝却是放任文人的乱搞，却划出斗争的底线，绝不流血，这是高明的、完全符合现代政治文明的特性。换言之，其他朝代都是只许我整人，你们谁整人我整谁；宋朝是，你们互相瞎整我不管，但不许死人。这就是宋朝看起来像个异类的原因。奇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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