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真宗朝。
真宗朝也可算是名臣辈出了。最有趣的是，寇准与王旦掐，但寇准与王旦却是政治同盟，这俩还是同年。而死对头王钦若与丁谓也是同年，王钦若与丁谓内部也长掐。
有句话叫“北宋缺将，南宋缺相。”换言之，就是北宋的相实在是多得铺出来了。真宗朝开始是吕端接的吕蒙正的班。吕端大事不糊涂，等于是吕端亲手把真宗提溜上的皇位，然后死去。然后寇准、王旦、王钦若、丁谓开始了互掐岁月。（毕士安毕竟存在感不强。）
寇准一开始是极强势的，他在太宗面前替真宗上位立过功，又一手扛起了澶渊之盟，自然恃功而骄。于是就被人钻了空子。王钦若因为澶渊之盟与寇准结下梁子，当初提议迁都金陵的正是王钦若，为寇准当面呵斥；王钦若又是南人，而寇准这个愤青专搞地域攻击，两人自然势同水火。
一日会朝，准先退，钦若因进曰：“陛下敬寇准，为其有社稷功邪？”帝曰：“然。”钦若曰：“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而谓准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钦若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是城下之盟也。以万乘之贵而为城下之盟，其何耻如之！”帝愀然为之不悦。钦若曰：“陛下闻博乎？博者输钱欲尽，乃罄所有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 由是帝顾准浸衰。寇准就不值钱啦。
寇准就是这样的愣头青。其实真宗朝还有一个名相李沆，在史籍上名头极大，被称作“圣相”，而在坊间则存在感极低，我以为这就是学院派文化与草根派文化有时不可调和的矛盾吧。寇准开始和丁谓的关系很好（苏轼与章惇？），多次向李沆推荐丁谓的才能，但是李沆不用。寇准问，李沆说：“顾其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寇准说：“如谓者，相公终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李沆笑着说：“他日后悔， 当思吾言也。”寇准在李沆过世后，推荐了丁谓，对丁谓有知遇之恩。可是寇准后来却屡被丁谓陷害。在他灰头土脸的去往贬地时，才深切的佩服了李沆的话，也可见寇准的知人善任差矣。
李沆每天把各地的水旱灾害、盗贼叛乱的事情上奏，王旦认为小事不足以麻烦皇帝。李沆说：“人主 少年，当使知四方艰难。不然，血气方刚，不留意声色犬马，则土木、甲兵、祷祠 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见此，此参政他日之忧也。” 后来契丹要求和亲，王旦问怎么办，李沆说：“善则善矣，然边患既息，恐人主渐生侈心耳。”王旦不以为然。
李沆死后，宋真宗认为已经和契丹议和了，西夏也向宋朝进贡，于是封禅泰山、祭祀汾水，大力营造宫殿，研究一些旁门的学问，没有一天停顿过。王旦亲眼所见了王钦若、丁谓等乱朝，才知道李沆的远见，感叹说：“李文靖真圣人 也。”当时遂谓之“圣相”。
史评，“李沆为相，正大光明，其焚封 妃之诏以格人主之私（封杀刘娥上位事），请迁灵州之民以夺西夏之谋（反对李继迁谋兴西夏事），无愧宰相之任矣。”他的正确，是由历史后果的反证来衬托的，真是讽刺啊。李沆在时，庙堂平平静静；李沆不在了，“好人”王旦寇准就与“坏人”王钦若丁谓打成一团了。。。所谓善战者无赫赫之功即是此也。
王钦若丁谓虽然惯用权术、排除异己，但也不完全是后世意义的奸臣，两个能力也是有的，也没有独霸朝纲、毒害天下，或者卖国，无非搞党争而已，这种东西，一个巴掌拍不响。不过还是与神宗朝的党争没有底线有区别的。
其二，仁宗朝。
《宋史》记载，两宋总计316年，担任过宰相（包括参知政事）职务的大臣有615位。群贤毕至，俊才云集，也是自然。东坡曾言，“仁宗之世，号为多士，三世子孙，赖以为用。”明李贽亦言，“钜公辈出，尤千载一时也。”不过这些钜公们，心思也都在党争上。
随便举一些党争的例子。比如范、吕之争。范仲淹得享大名，有几件事：一件是劝退风波。仁宗天圣七年，即公元1029年，刚任秘阁校理的范仲淹上书请垂帘听政的章献太后刘娥还政给仁宗，结果强势太后一生气，贬范仲淹为河中府通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