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的一个傍晚，派出所受理了一起奇怪的警情。
一位中年男子忽然在行人如织的小广场上，用随身携带的水果刀，捅了一位路人数刀，伤者随即倒地不起。中年男子并没有逃跑，而是坐在受害人身旁，将水果刀插在身后的花坛里。
民警接警到达现场后，行凶的中年男子也没做任何反抗，跟着民警乖乖钻进了警车里，伤者则被随后赶到的120救护车送去了医院。
中年男子叫谢江，时年33岁，本地人，无正当职业。伤者叫刘德，与谢江年纪相仿。
“谢江他有精神病，这是之前的鉴定书，按照法律规定，他不用承担任何责任。”随后，一行人赶到派出所，其中一位自称是谢江继父的人，向我们出示了谢江的诊断材料。
受害人躺在医院里生死未卜，嫌疑人家属倒是先想着推卸责任，同事忍不住怼了他一句：“哪条法律告诉你精神病人不负法律责任？”
谢江继父便把手机伸到我们面前，说这是网上说的。
我懒得看他的手机，只告诉他：谢江是否负刑事责任，要通过司法鉴定判断，另外，不管他负不负刑事责任，民事责任都跑不脱，“你们赶紧派人去医院，给受害者交一下医疗费，这对他以后的量刑有好处”。
谢江继父愣了一下，问我什么是民事责任。我说就是赔钱：“把人捅成这样，医药费和之后的赔偿都不是小数，你们抓紧去筹钱。”
他还想拉住我说些什么，但同事在办公室里有事喊我，我便冲他摆了摆手，说：“你提前去给谢江找个律师吧，以后用得上。”
根据警综平台上的记录，谢江确实是个精神病人，但他坐在派出所的讯问椅上时，神情正常。他自己也说，“那个精神病鉴定是以前的”，现在他没有任何精神问题。
以往我们遇到的大多是嫌疑人坚称自己患有精神疾病、妄图借此逃避法律制裁，还从未遇到过这种明明持有精神病鉴定，还非说自己没病的例子。
谢江告诉我，他作案的动机很简单：刘德是他的高中同学，读书时欺负过他。
我问他：“高中时的事你到现在还记恨人家？”
谢江点头，说之前找不到刘德，“不然早就报仇了”。
我又问谢江扎了对方几刀，他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三刀！”
从他脸上，我看不到犯罪嫌疑人通常会有的惶恐、紧张和焦虑，说出“三刀”二字时，竟然还露出一丝兴奋。
我开始怀疑谢江现在的精神状态了，请示领导，领导建议我先和他聊聊，确定精神状态正常再继续做笔录。于是我离开电脑桌，搬了把椅子坐在谢江身旁，让他详细讲讲“报什么仇”。
按照谢江的说法，事情发生在1999年。那年谢江16岁，刘德17岁，同在本市某高中读高二。
谢江说，他那时只是理科班的一名普通学生，和刘德的生活原本没什么交集——刘德是学校的“名人”，高二年级的“扛把子”。当时，高中每个年级都有一个“扛把子”，而想成为“扛把子”，必须“打架狠，兄弟多，还要不怕事”。
刘德完全满足这三个条件：
高一时，他原在省城一所学校就读，因在课堂上和老师互殴被开除，家里找了关系才把他转到了这所中学。
连老师都敢打，同学自然不在话下。转学过来没多久，刘德的身边就聚集了几个本校的学生，都是好勇斗狠的角色。不仅如此，他在校外的“交际面”也很广，他的表哥是本市叫得上名的混子之一，经常来学校找他，时不时还会带人帮他“收拾”一些敢于挑战他“权威”的同学。
至于“不怕事”，刘德更是名副其实，刚转学来，他就因在校内打架被处理了，据说当时政教处副主任在办公室打了他一拳，他便立刻对副主任叫嚣，说要“办了”副主任。三天后，当升旗仪式结束时，一向严厉的政教处副主任竟当着全校学生的面宣读了自己的“检查”，自我批评“教育方式不当，体罚学生”，当众向刘德认错——那天之后，政教处副主任就辞职了。
师生们开始盛传，刘德的父亲是省里的大官，家中其他亲戚也多在本市当领导。虽然学校后来出面辟谣，称政教处副主任辞职纯属个人原因，但从此之后，即便刘德依旧在学校耀武扬威，也很少再传出他受到处分的消息了。
那时，谢江经常在放学后看到刘德和一群“兄弟”在学校门口的小卖店“聚会”，有时也会听说某位同学因为得罪了刘德在放学后被“收拾”了——所谓“得罪”，可能仅仅是与刘德相遇时的一个“不够尊重”的眼神，或是传到刘德一伙耳中的莫须有的一句“坏话”。
谢江家境普通，生父早逝，母亲在商场做售货员，继父开出租车。因为家离学校很远，他每天中午都会在校外小吃街买饭，有时会与在此“聚会”的刘德一伙人相遇。谢江说，他一直很小心，生怕自己哪个动作或眼神被刘德一伙误会，给自己带来一场无妄之灾。
可惜，谢江还是惹到了刘德。
谢江记得很清楚，1999年3月的一天中午，他照例去小吃街买午饭。出了教学楼，谢江遇到了一位学校领导。领导以前是谢江的化学老师，两人便一起同行了一段路，领导还问了谢江几句关于学习的事情。
出校门后，两人便分开了。谢江拐向了校门左边的马路，而校领导则径直向校门外的两辆面包车走去。这本是一件平淡无奇的事情，当时谢江正琢磨着自己中午要买些什么吃，并没有在意校领导之后的动作。
然而，等到饭后午休时，谢江便感觉到了些许异样：先是不断有学生来到他们班的教室门口四处张望，最后把恶狠狠的目光落到他的身上；之后他去教学楼外的厕所时，又被人无故推搡。
终于，下午上课前，谢江的同桌悄悄告诉他：“你惹到‘扛把子’了，赶紧想办法吧！”
谢江当时被吓了一跳，他想不出自己究竟哪里惹到了刘德，央求同桌帮他打听一下。同桌说，你中午向学校领导举报刘德的事情已经被他知道了，刘德放了话，要“废了”你。
摸不着头脑的谢江四处打听了好久，才打听清楚刘德要“废了”他的原因——那天中午，刘德本来是邀约了他表哥一起，要去隔壁职校“收拾”一名与自己在网吧里发生冲突的学生。那两辆面包车里坐着的，就是他表哥叫来的社会人员和几个刘德的“小弟”。这伙人本来正在车上一边等人一边商量着如何对那名职校学生下手，不料，学校领导却突然出现，没多久，连警察都来了，把他们全部带去了派出所。
警察发现刘德表哥叫来的“社会人”中竟有一名在逃人员，当即将其收监，刘德表哥也被留下“协助调查”，其他人因为行为暂时够不上违法犯罪，被教育一番后放出了派出所。
离开派出所后，刘德越想越气，认为肯定是被人“点了”，不然怎么会被学校领导发现？刘德四下查找告密者，有同学便跟他说，中午午休时看到那位校领导在出校门之前一直和谢江同行，两人聊了一路，然后一出校门，谢江便“躲”去了左边那条马路。
“刘德信了？”我问谢江。
谢江点点头，说跟刘德说这话的同学，是刘德的一个“铁杆”，刘德一伙在被校领导和警察堵住前，就是在车上等这家伙，他和校领导同行时，这个同学就走在自己后面。这家伙信誓旦旦地告诉刘德，自己亲耳听到谢江跟校领导的对话中有“刘德”“打架”等词汇。
那天中午午休时来谢江班里四处张望的陌生学生，全是刘德派来核实谢江身份的，他们不但知道了谢江的姓名、班级，连他父母的情况、家庭住址都打听得一清二楚。后来，传说连刘德表哥也一度放话出来，要让谢江“读不下去”，因为他害自己的“兄弟”被警察抓了。
“你向学校和家长求助过吗？”我问谢江。
“求助过……”谢江虽然承认了，但脸上却满是愤怒。
他想先托同桌去跟刘德说情，说明这只是一场误会，自己并没有举报他。同桌去了，但回来之后告诉谢江，刘德说他并没有说过是谢江举报了自己，谢江这是“不打自招”。
两节课后，谢江实在忍不住，自己去找了刘德，想要向他解释，但刘德压根儿不理他。刘德身边两个五大三粗的同学，直接把谢江推出教室外，还恶狠狠地威胁谢江说，刘德已经“安排”好了，“今天晚上放学后别跑”。他们还威吓谢江，说他在这所中学“待不下去了”，让他赶紧回家找一所能转学的学校，“最好是外地的”，免得刘德表哥带人去“办他”。
谢江吓得惊慌失措，犹豫了很久，决定向学校老师求助。
他先把当天中午的遭遇和同桌的话原原本本地讲给了班主任，班主任带他去了中午那位校领导的办公室。那天下午校领导很忙，手里一直处理着月底迎接上级教学管理评估的事，他一边整理材料一边听谢江讲述，中途还接打了几个电话。
听谢江讲完，校领导把谢江同桌叫来问话。不料同桌当场矢口否认自己听说过刘德要报复谢江。这让谢江十分愤怒，但在班主任和校领导面前又有口难辩。
后来，谢江质问同桌，为什么在校领导和班主任面前撒谎？同桌不满地对谢江说：“你是因为‘举报’得罪了‘扛把子’，现在又让我去校领导那里‘举报’他，这不明摆着要拉我下水吗？”
转头来，同桌生怕自己被谢江拉去校领导办公室的事被刘德一伙“误会”，又跑去跟刘德一伙报告说，谢江又一次在校领导办公室“举报”了他们。
那天下午，因为没有从谢江同桌嘴里得到刘德计划报复谢江的“证词”，校领导大概认为谢江是在故意夸大事实，便提醒谢江说：“注意团结同学，要相信学校，要以学习为主，不要想东想西。”
情急之下，谢江直接对校领导说，刘德一伙是学校的“黑社会”，在校拉帮结派欺凌同学。没想到这话竟然激怒了校领导，他批评谢江：“不要听风就是雨，学校里都是同学，哪有什么‘黑社会’！”校领导还告诫谢江，学校马上要迎接市里的评估，作为实验班的学生，这个关口说话应当“注意影响，不要给学校抹黑”。
之后，谢江便被校领导打发出了办公室。
“你班主任呢？她也不信你？”我接着问谢江。
谢江说，班主任倒是没说不信，但也只是跟他说：“既然校领导都这么说了，你就放心上课吧。学校会保护你的，如果还是担心被打，可以通知自己父母放学之后过来接一下。”
谢江也想让父母来接自己放学，但不知该怎么开口——母亲每天晚上9点钟下班，工作地点离中学很远；同母异父的弟弟是下午5点钟放学，开夜班出租车的继父一般都是将出租车交接班的地点定在弟弟学校附近，这样每天接班后的第一趟“活儿”就是接弟弟回家。
继父虽然也曾跟谢江说放学后可以给他打电话来接，但谢江晚上放学的时间是8点半，正是出租车“活儿好”的时候。他以前也给继父打过电话来接自己，继父人虽然来了，但脸色明显不好看。
那天下午，谢江思来想去，决定还是打电话给继父。电话接通之后，谢江问继父晚上有没有空来接他。继父说，晚上有个去机场送机的“大活儿”，下午6点就要出发。
谢江知道这种“大活儿”继父平时很少接到，犹豫了一番，就没有把被刘德一伙威胁的事情讲给继父。
放学后，谢江一直在学校里待到几乎没有人影了，才战战兢兢地走到校门口，探查有没有人在外面“等”自己，确认没有看到刘德一伙后，他才走出校门。但不承想，他刚刚走到小卖店门口，刘德一伙就从小卖店里冲了出来，几个上半身穿校服、下半身穿“闪光裤”的学生，一脸坏笑地拦住了谢江。
谢江吓了一跳——这几个人都是平时和刘德关系密切的学生，他经常见他们聚在一起。谢江转头就往学校跑去，但被他们拦住了。
“周围人有没有出来制止？”我问谢江。
他摇摇头，说那时小卖店门口只有零星的几个同学，但可能都知道刘德的“势力”，不敢帮他。他曾向另外两个人求助过，一个是小卖店老板，人就站在小卖店门外，面对谢江的求助，非但无动于衷，还报以微笑；另外一个是学校保安，一个60多岁的老头，在被刘德一伙追逐时，谢江曾反身跑向校门求助，但老头却在他面前关上了校门，隔着栅栏对谢江说，放学了，学校下班了，要闹出去闹，不要影响他休息。
最后，谢江被几个同学抓住，拉扯进了校门外的一个小胡同里——刘德和他表哥就等在那里。
谢江说，被拉进小胡同的那一刻，他就感觉自己“完了”。
刘德让谢江跪下，谢江跪下了；刘德和另外几个学生便上前轮番抽谢江耳光，谢江不敢反抗；刘德表哥说手打耳光不够狠，脱下自己的皮鞋，用鞋跟狠狠抽打谢江的脸，一鞋跟下去，谢江的脸肿了。
殴打足足持续了20分钟，直到谢江趴在地上、满脸是血，七八个人才停手。最后，他们剥光了谢江的衣服，把衣服和书包一起抛到小胡同两侧的平房上面，说是给谢江一个“教训”，便骂骂咧咧地离开了。
那晚谢江在地上趴了半个多小时，最后是被一个路过的行人救起来的。那人看见当时谢江的惨状，帮谢江把衣服和书包从房顶上取下后，果断报了警。
“你当时伤得重吗？”我问谢江。
“后来去了医院检查，发现门牙断了一颗，槽牙断了一颗，鼻子破了，右耳耳膜穿孔，身上被打得多处瘀血……”
我心中算着伤情，想一群平均年龄十六七岁的孩子，对自己的同学下手竟然如此狠毒：“警察当时怎么处理的？”
“当时事情闹得蛮大……”谢江说，警察初步了解情况后，一面通知了谢江的父母，一面出警四处寻找刘德一伙，当天夜里，就把参与殴打谢江的人全部带到了派出所，不少人的父母也陪同而来。
看到儿子被打成那样，谢江的母亲既心疼又愤怒，她要求主办民警一定要严惩施暴者。那位警官当时也承诺，谢江的伤情已构成轻伤，警方一定会给谢江讨个公道。
参与殴打谢江的人中，除刘德外还有三名同校学生，因此派出所也通知学校方面来人处置。当晚，谢江在派出所见到了自己的班主任和另外一名学校领导。班主任见到谢江的母亲时，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匆匆打了个招呼，便跟随警察进了办公室。不久之后，谢江母亲也被喊去了办公室，只留下谢江一个人坐在派出所值班大厅的沙发上。
在谢江的记忆中，那晚过得漫长又混乱。派出所值班大厅里不断有人来往走动，其中不乏在小胡同里殴打他的学生及其家长：有人走到他跟前来表示歉意，问他“还疼不疼”；有人只是瞥他一眼，一句话也不说；还有人就像没看到他一样，径直从他身边走过。
但那晚谢江很安心，他觉得派出所出面了，校领导来了，那些打他的人也都被抓进了派出所，自己之后就可以继续安心读书了。渐渐地，困意袭来，他便躺在值班大厅的沙发上睡着了。
被一夜未眠的母亲叫醒时，已是第二天早上六点了。谢江迷迷糊糊地站起来，跟母亲一起来到了主办民警的办公室，坐到办公桌旁，面前摆着一份《调解协议书》。
谢江的班主任老师和校领导也在，他们再次向谢江表达了歉意，还向他保证，等回校之后一定开除那几个殴打他的同学。谢江母亲补充说：“不是严惩，而是必须开除！”校领导斩钉截铁地说：“你放心，学校马上开会研究，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结果！”
谢江坐在那里看《调解协议书》，上面写着：“刘德等八人向谢江赔礼道歉并赔偿谢江医药费、营养费共计2.5万元，并保证今后不再骚扰谢江，双方今后也不再因此事发生纠纷……”落款处，密密麻麻的，全是殴打他的学生以及他们家长的签名和手印。
在警察和老师的催促中，谢江与母亲也在《调解协议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按上了手印。
“就这么结束了？”我问谢江。
谢江无奈地“嗯”了一声。他说，当时16岁的他并不能完全明白那份《调解协议书》意味着什么，但他依旧觉得，自己挨打这件事就这样落下了帷幕。
一段时间后，谢江才从母亲口中知道自己在派出所沙发上睡着的那晚，众人在民警办公室里讨论了什么。
刘德一伙承认了殴打谢江的事实，派出所原本是要给他们“走程序”的。但除了刘德表哥，其余所有参与殴打谢江的人都是中学生，必须通知校方——正是因为学校的出面，使派出所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学校领导们一到场，就建议派出所民警“内部处理”，恳请派出所“给学生们一个机会”，换句话说，就是不希望事情闹大，要息事宁人，这也是学校处理校园暴力问题的一贯套路。
涉事学生家长也不想警方按程序处理自己的孩子，派出所也不想和学校闹得太僵——毕竟相邻不远，彼此之间平时也少不了各种交流合作。于是，学校领导又给谢江母亲做工作，先是“承诺”一定严肃处理涉案学生，又“善意”地劝说道：“谢江还在学校读书，明年就要高考了，这事儿闹大了对双方都不好……”
在各方的“配合”下，谢江的母亲只好答应并接受了调解。
“刘德的那个表哥呢？他不是在校学生，也不属于未成年人，他扇你那几鞋跟怎么算的？”我追问谢江。
他摇摇头，说好像也没处理，刘德的家人找了关系，那事儿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
“刘德一伙学校是怎么处理的？”
“处理？”谢江冷笑了一声。
很快地，谢江就等来了学校对刘德一伙的处理结果：留校察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