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胸而论，李显忠打得还是不错的，并且金军刚在长江边吃了大亏，也没有心思搞什么诱敌深入。李显忠一仗仗都是打出来的，把金将纥石烈志宁（志宁是金兀术的女婿）的先头部队也干了。李显忠也算名将，当初靖康之变，他与父亲失陷在北边，后来匹马逃回，全家都被杀。其军威雄壮，被称为“真关西将军”。
李显忠与纥石烈志宁决战，当他陷入金军重围而邵宏渊见死不救，还说：“当此盛夏,摇扇於清凉,且犹不堪,况烈日中被甲苦战乎!” 李显忠只能叹道：“老天未欲平中原耶？何苦阻挠如此！”遂有符离之败。《齐东野语》说，“显忠、宏渊大军并丁夫等十三万众，一夕大溃，器甲资粮，委弃殆尽，士卒皆奋空拳掉臂南奔，蹂践饥困而死者，不可胜计，二将逃窜，莫知所在。”（这就是所说的，步兵对上骑兵，胜则小胜，败则大败。）
符离之败，邵宏渊当然第一责任人，此人宁愿全军大败也不愿同僚立功，格局简直不忍直视；李显忠也有责任，打得好只能说是将才，但被抬举到帅位，德不配位，邵与他不和，他不可能不知道，背对着猪队友、插刀侠，还敢高歌猛进，这智商也是没谁了；弱鸡张浚责任更大，倒不是说他识人不清，而是李以功升正使，邵不甘居其下，又拘于军法，所以跑来张浚这捞稻草，张浚居然许他不受节制！简直乱套了。更大的问题是，张浚已经不是第一次犯这种错误了，在以前淮西之变中，他就曾经乱指挥逼反了郦琼。你不会处理这种内部人搞人的关系不要紧，闭嘴就行，一切按规矩来，你啥也不干也不会更糟糕了。马贯《野获编补遗》评价张浚：“富平之役，李纲尚在，浚忌之而不能用；淮西之举，岳飞在营，浚恶之听其归而不能留；符离之战，虞允文远在川陕，浚虽闻其贤而不能举以自副。”
符离之败后，调虞允文为京湖路制置使防金，又调汤思退来议和。同时，宫内的议和老手赵九还没死呐。孝宗就是这样的战和不定，最后什么好处也没捞到。金人要求割让海、泗、唐、邓四州。上边的圣意信号不一，令使臣无所适从。朝中大佬大内斗，陈康伯退，汤思退倚仗赵九的支持，先退张浚（此弱鸡终于死在罢退路上，再也祸害不了大宋了），又从任上招还了虞允文（因虞允文拒割唐、邓），还丧心病狂地勾引金军偷袭大宋防线。终于触犯众怒，汤思退罢相（此垃圾终于也死在罢退路上，再也祸害不了大宋了），朝廷重新启用了陈康伯、虞允文，但千载难逢的北伐机会已一去不复返了。同时金军南犯也没有捞到什么好，为胡铨所败。这胡铨也是个大牛人，我大宋这等出将陷阵的文人是不是太多了些？（李纲、赵鼎、李光、胡铨，四人齐名。都在秦桧的黑名单上。）
然后就达成了隆兴和议，自完颜亮撕毁和约悍然南犯起的宋金两国处于战争状态就此终结。不过孝宗北伐的念头可一直没有停歇过。接下来他把希望寄托在无惧抗金的文人虞允文身上（早干什么去了）。虞允文在蜀地呆了不到两年，孝宗皇帝就迫不及待地把他调回，拜为右相，催促他赶紧筹划北伐事宜加快推进速度。但这一次的虞允文一改以前要求北伐的思路：“我也想北伐，可这事必须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否则又会像上次一样偷鸡不成蚀把米。”孝宗一想也有道理，就问要准备什么？虞允文说道：“钱粮和征兵。”于是，孝宗皇帝重建了淮东万弩手，改名神劲军，并在定海与广东增建两大水军，又把马军的指挥部从京城迁到镇江。与此同时，他还恢复了北宋以来的发运使机构，以便及时调拨军需物质。
这些都准备得差不多了之后，孝宗皇帝又嚷嚷着北伐，虞允文又说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因为双方的实力比较均衡，因此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所以还得重视农业生产，保证战时的后勤供应。于是孝宗就按照他的建议，实行了兴修水利，轻徭薄赋等政策。又过了几年，孝宗皇帝干脆升虞允文为左相。同时为了达到政治平衡，孝宗又任命了主和派的梁克家为右相兼枢密使，导致虞允文做事处处掣肘。相互插刀、矛盾重重，孝宗皇帝只好让他回到四川继续准备北伐大业。
虞允文临走之前，孝宗拉着他的手动情地说道：“若西路出而朕迟回，即朕负卿；若朕已动而卿迟回，则卿负朕。”虞允文深受感动，郑重地点了点头。他回到四川之后，发展生产、训练士卒、筹备军粮，积极落实北伐准备。孝宗皇帝心急，不到一年就来催问发兵日期。那时候金国国力日盛，虞允文只能让他耐着性子等待。此后孝宗催的一次比一次急，虞允文却始终都是一个答案，孝宗不禁有些心灰意冷。
当时金国正值盛世，号称小尧舜的金世宗完颜雍在位，金国国力达到历史的巅峰，在这种情况下，以不能达成一致的南方狐疑之众，攻打欣欣向荣以逸待劳的中原，焉得不败！
更没想到的是，没等约定出兵呐，虞允文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俩人之间的宏伟计划也随之成为空响。孝宗得到消息，悲痛之余也非常愤懑，认为他是有意拖延，于是他既不赠官，也不赐谥，态度相当冷淡。直到后来检阅部队，孝宗亲眼看到虞允文训练的士兵无不强健勇武，纪律严明，这才明白他真想北伐，实在是坚定信心而壮志未酬。才追赠他为太师，赐谥“忠肃”。 （所谓恢复之君圣意如此令人心寒。）
以虞雍公的心智，自然不存在什么拒绝北伐的心思。但大宋精锐被张弱鸡一朝败光，而一度混乱的金国也因为大胜了宋军而重树了立国信心；更大的问题在于孝宗少年心性，伐金全凭头脑发热，被底下的激进派与投降派牵着走，根本不具备自己稳固的基本盘。外因内因阻碍皆在，谈何北伐？若是隆兴北伐即启用虞允文，结果或尚未可知，但张弱鸡一击不中，机会已逝，岂可强求？大丈夫审时度势，当攻则攻当守则守，岂可硬来？难道像张弱鸡那样尝试一败再败？贤如武侯，尚说“天下有变，则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时机不到，只见君侯襄阳之败，足见待机之不易。当时时局，南宋再也担不起一次符离之败了，此足见虞雍公良苦用心。
隆兴北伐，对比的就是张弱鸡的伐金与虞雍公的不伐，虞雍公至死没有等到最佳出兵时机宁可不伐，这是名将的智慧。此非战之过，乃天意也。与其说孝宗时有恢复之君无恢复之臣，莫若说恢复之君心性跳脱，恢复之臣良莠难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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