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治平笑道：
鲁某大师不必惶愧自责，这一切后来的事情都与您无关。
——鲁某先生叹道：
唉，话虽如此说，可是我觉得，在那段漫长的岁月里，我的文学史地位终究是过高了。实际上，这是一种歪曲的、误会的、拔高的、不应该的评价。
也正是由于长时期的对我的狂吹乱捧，从而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评价出现了反弹，那也就是非常正常的了。如果人们没有对我的非议，没有对我的文化史地位的怀疑，那反倒是不正常的，是违反历史逻辑的。尤其是，这只能证明一个民族的整体的弱智、迷狂、萎靡、不可救药。
好在中国人也真是不简单，人们终于廓清了眼前的迷雾，终于有人敢于向我的神话发起了挑战。我本人其实也早就在渴望着走下神坛的这一天啊！你们想想，脸上被涂上了花花绿绿的油彩，怎么可能舒服呢？
所以，你们当代的一些青年作家对我的非议，就是很平常的事，大家有什么想法就摆出来，有什么话就直说嘛！这对发展我国的文化事业是大有裨益的。大家不要一看有人对我略有些批评，就大惊小怪人声鼎沸，恨不能堵住人家的嘴巴。我是热烈欢迎青年人对我的缺点予以批评指正的。这都是我的真心实话。
至于什么百年文学的评价，我没有研究，别无高见，还是请博学多能的郭先生来谈谈吧！
（鲁某先生说罢，又点上了一支烟。）
……………………
——郭某某先生一直两手交叉着，托着下巴，认真倾听鲁某发言。听到了鲁某点名，双手这才轻轻放下。他扶了扶眼镜，说道：
啊，这个……鲁某先生真是太谦虚了！您是我们现代文学的开山祖师，是我们新文化的旗手嘛！至于我，虽然后来被文化界推举为继鲁某先生之后的一面旗帜，可实际上我是不够格的，是没有能力作为文化班头的呀！
我在文学上实在是能力有限，且不必说与鲁某先生不能相提并论了，就是与在座的几位后起之秀相比，我也是远远不如的哟！如果像鲁某先生那样严苛地拣选一下自己的文学作品，我想我能够拿得出手的，也许只有一部《女神》和一部《屈原》啦！
（郭先生发出一阵豪爽的笑声。）
……………………
——茅某先生放下茶杯，插话道：
郭先生何必太谦！您的文学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您不但是文学界的泰斗，还是很多文化领域的带头人嘛！像史学、甲骨学，有谁能望您的项背？
更何况，您始终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尤其是在政治活动方面，您给了我们文化界人士极大的影响。您作为继鲁某先生之后我国知识分子的楷模，是当之无愧的！您的历史地位是那些后生小子永远不可撼动的！
——郭某某先生微笑着，看了看茅某，说道：
雁冰太客气了！你的文学创作实绩一点也不比我逊色，甚至在小说创作方面，要比我伟大得多。众所周知，我是不会写小说的呀！
其实我搞的那些史学、甲骨文什么的，也是出于迫不得已，当时无处发表文学作品，为了糊口，只好做些学术研究。其实很多领域，我也并没有用多大工夫，往往是浅尝辄止，没有认真沉潜下心来，多钻研几年，就贸然拿出了那些不够成熟的论文。
唉，搞那些学术研究的时候，我因为遭到蒋某某的通缉，流亡在东瀛，孩子又多，生活困难，还受着东瀛军警的监视，心里真是毛毛躁躁的，哪能潜心著述，精雕细琢呢？
说起来，还真得感谢我的东瀛妻子安娜，她给我挡了很多事，无微不至地照顾我，否则，就不可能有那些论文的诞生。不过一提起她来，我心里就有一股深深的内疚。毕竟我们曾经是二十多年的恩爱夫妻呀！
可是我为了参加抗战，在1937年抛下妻子儿女，回到了祖国。之后，我却迅速地陷入了一段新的恋情。即使在抗战结束之后，我也没有再与安娜有过夫妻之实。唉，我对不住安娜呀！
我还想起了与我只在一起过了几天的琼华，我曾经在某本书里，不公平地蔑称她是“黑猫”。她在我的老家活守寡了一辈子。我坑了她的一生啊！我对不起她！唉，我这辈子真是作孽呀！这些女人跟着我吃了多少苦头！我真是个薄情寡义的负心人呀！
（郭先生垂下头，神色低沉，眼睛湿润。）
……………………
——鲁某先生语气郑重地说道：
郭先生是个痴情人呀！其实你也算不上负心薄幸，毕竟那是由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历史条件决定的。世界上阴差阳错的事情何其多哉！我还不是和你一样，也是吃尽了封建包办婚姻的苦头吗？唉，那种没有爱的婚姻，真是一言难尽呐！
比如我的妻子朱安，我就把她算作母亲送给我的礼物吧！我们虽然没有任何夫妻感情，我却也只能好好地供养她。我倒是觉得，虽然你对你老家的夫人，确实没什么更好的办法，但是对你的东瀛夫人，尤其是她在20世纪50年代迁居中国之后，你对她真的是有些残酷，不近人情了。
虽然我们国家不再允许一夫多妻了，但是像你这种历史形成的家庭局面，你又何必过于死板呢？其实灵活一点处理，才是符合人性的。我听说你与你的东瀛夫人，后半生几乎没见过几次面，这就有些太生分了呀！
……………………
——郭某某先生一脸愧疚，叹息道：
唉！鲁某先生责备的很是。我现在也是越来越后悔了。即使有了新欢，也不应该一下子就把旧爱完全抛开呀！都怪我当初太假道学了。我也是太在乎立群的感受了。其实这固然是个两难的事情。但是自己作的孽，又有什么办法呢？我是罪无可逭呀！
——茅某微笑道：
郭先生何必太苛责于自己的儿女私情呢？您毕竟是个重要的政治人物嘛！
——郭某某惶恐地说道：
雁冰快别提什么政治啦！我也不过是一个适逢其会的傀儡，被一些政治家当成在文化界的传声筒，利用一下罢了。说穿了，我其实就是古代那种可怜的御用文人，在人家眼里，对我只不过是“倡优蓄之”而已啊！
1927年我曾经被蒋某某利用，1937年他又大力拉拢我。后来我们的组织又给我施加了很大的影响，我也越来越倾向于党组织。蒋某某从大陆逃走之后，我又受到了另一位大人物的欣赏，简直成了他在文化界的应声虫。
那时候，我真心觉得歌颂组织和领袖，歌唱一个新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使命。现在看来，竟然有些“觉今是而昨非”了。现在我觉得自己当时的形象，显得太猥琐太可悲了一些。简直就是个跟屁虫、变色龙嘛，哪里还有什么自己的主见？就为了那几个名誉上的官位（根本没有多少实际的权力），我出卖了自己的尊严和个性，泯灭了自己的良知和才华，如今看来，有多么可惜呀！
现在，我自己读读当年的那些应景的文字，也常常觉得脸红气喘。这哪里算什么诗歌呢？简直就连顺口溜也算不上。我真怀疑，同样是写出过《凤凰涅槃》的那只手，又是怎样写出“空中有两个太阳”的？这简直是恬不知耻的吹牛拍马，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了呀！……
还有沈某某先生，要不是我在1948年写的那篇《论三种文艺》，你又何至于改行，放弃了文学呢？我听说你甚至曾经痛苦绝望地企图自杀过好几次呢！唉，我真是造孽呀，你能原谅我这个屈膝逢迎的小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