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菠萝来说，9岁开始熟读三国演义，而《三国演义》，在我眼里，更是一部奇书！奇在哪里呢？
奇在有华人处必讲《三国》；奇在很多人以为它就是正史；而《三国演义》乃七实三虚惑乱观者。（章学诚·清）
奇在满人可以拿它当军事教材，居然还能实践成功；奇在一个意图投机的破落军阀被人以“仁义”之名千年传唱，而一个真正扶大厦于将倾的盖世英雄却永远背负“奸雄”骂名！
曹操年轻的时候，依仗着官宦之家的雄厚资本，玩鹰溜狗，游荡无度，一副纨袴子弟的模样。叔叔看不下去，便经常在曹父面前告他的黑状，曹操因此很怕他。
某次，曹操正在路上走着，远远地发现叔叔也迎面走来。他脑筋一转，立即让自己变得嘴歪眼斜。叔叔很奇怪，问曹操怎么了。曹操说：不小心中风了。
叔叔便把此事告诉了曹嵩。曹嵩又惊又怕，赶紧把曹操叫到跟前，结果却发现曹操什么事都没有，便问其缘故。曹操说，我哪得过什么中风，是叔叔不喜欢我，才故意说我的坏话。
曹嵩一听“恍然大悟”，从此之后，不管弟弟怎么告曹操的状，他都不相信了。
《曹瞒传》云：太祖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其叔父数言之於嵩。太祖患之，后逢叔父於路，乃阳败面喎口；叔父怪而问其故，太祖曰：“卒中恶风。“叔父以告嵩。
嵩惊愕，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嵩问曰：“叔父言汝中风，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风，但失爱於叔父，故见罔耳。“嵩乃疑焉。自后叔父有所告，嵩终不复信，太祖於是益得肆意矣。
两汉时期的人才发现和官吏选拔方式是“察举”，其主要特征是由三公九卿、郡守、列侯以及地方长官按照官方确定的道德、品行、才能标准，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至中央，通过考核后再任命官职。
如此一来，被举荐人固然需具备一定的才能、品德，但举荐人的态度、荐词却显得更为重要，甚至被录用与否都决定于举荐人的一念之间。
曹操得以顺利出仕，除了其自身能力外，就主要得益于两位名人的广告宣传：桥玄和许邵。
桥玄，汉灵帝光和年间任太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是汉末三公里面的一位异类——清正廉洁，因病辞官，死后都无钱下葬，这在买官鬻爵成风的汉末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张璠《汉纪》曰：玄历位中外，以刚断称，谦俭下士，不以王爵私亲。光和中为太尉，以久病策罢，拜太中大夫，卒，家贫乏产业，柩无所殡。当世以此称为名臣。
桥玄的另外一个特点是长于识人，尤其在发现曹操异于常人后，居然还把自己的家人托付于他。
《续汉书》曰：玄字公祖，严明有才略，长於人物。
《魏书》曰：太尉桥玄，世名知人，睹太祖而异之，曰：“吾见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愿以妻子为讬。“由是声名益重。
《魏晋世语》则更进一步说，桥玄怕只有自己举荐份量不够，还特地让曹操去拜访更以识人著名的许邵（字子将）。许邵不仅持相同意见，还给出了那句传世的评语：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世语》曰：玄谓太祖曰：“君未有名，可交许子将。“太祖乃造子将，子将纳焉，由是知名。孙盛异同杂语云：太祖尝私入中常侍张让室，让觉之；乃舞手戟於庭，逾垣而出。才武绝人，莫之能害。博览群书，特好兵法，抄集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注孙武十三篇，皆传於世。尝问许子将：“我何如人？“子将不答。固问之，子将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太祖大笑。
如果说许邵的评语还只是一种预测的话，那么，吕伯奢一家之死和那句集自私、狂妄、霸道于一身的“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则让曹操坐实了奸雄之名。
不过，这则著名的恩将仇报的故事，从后来的演变过程来看，好像是一次栽赃嫁祸，也就是曹操可能被冤枉了。
先是《魏书》，说曹操在逃亡中路过吕伯奢家，老吕不在，小吕和自己的朋友见财起意甚至是想谋财害命，结果被曹操反杀。
《魏书》曰：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
《魏晋世语》则进了一步，说吕伯奢外出，五个儿子代父款待曹操，曹操却怀疑人家目的不纯，先下手为强，杀了八个人跑了——在这里，曹操的杀人行为已经从被动变主动。
《世语》曰：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而到了东晋孙盛那里，仍然是由误会杀人，当曹操发现后，虽然后悔，却拒不承认错误，反而大喊道：我可以对不起别人，但别人不能对不起我——这句话很无耻、很美国，不仅让读者油然而生憎恶之感，还立即让曹操的“奸雄”形象丰满了起来。
孙盛《杂记》曰：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不过，在这件事情上，曹操应该是被黑化了。
从三个出处的成书年代来看，《魏书》成于西晋初年，《魏晋世语》成于西晋中期，而孙盛则是东晋时人。所以，这个故事明显有以讹传讹之嫌，和“三人成虎”简直如出一辙。
战国时期，魏太子将入赵为质。临行前，陪同前往的庞葱给魏王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说城里有只老虎，你会相信吗？魏王说不会。
庞葱又问，如果有两个人来说呢？魏王说我虽然会怀疑，但仍然不信。庞葱续问，那么有第三个人来说呢？魏王说，那样的话我可能就会相信了。
庞葱说，你看吧，这就是谣言的力量，明明知道城里面不会有老虎，你却仍然选择相信。邯郸距离大梁城更加遥远，背后说太子坏话的人也会更多，希望大王您一定要明辨是非，不要轻易听信那些人的话。魏王说我明白了。
果然，庞葱和太子前脚走，后面说坏话的就到了。而魏王却如庞葱所料，没能坚守立场、顶住压力，从此疏远了太子。
庞葱与太子质于邯郸，谓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
庞葱曰：“夫市之无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郸去大梁也远于市，而议臣者过于三人矣。愿王察之矣。”王曰：“寡人自为知。”于是辞行，而谗言先至。后太子罢质，果不得见。（《战国策魏策二》）
以讹传讹，越传越离谱！
屠城恶名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
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
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这是曹操的名作《蒿里行》。长久以来，无论是文学界还是史学界，对此诗的评价都极高。的确，在诗中，作者通过深刻揭露军阀祸国殃民、造成严重的社会灾难，表现出对人民的无限同情和对国事的关注与担忧，表达了诗人忧国忧民和悲天悯人的伟大情怀。
但事实是这样吗？
非也。
乱世之中，从来没有救苦救难的活菩萨，仁义道德也分文不值，各路牛鬼蛇神比得是谁的盾更坚、谁的矛更利、谁的心更狠、谁的计更毒——作为军阀之一，曹操自然也不能免俗，尤其是他在与陶谦争夺徐州过程中进行的血腥和野蛮杀戮，历来为史家所诟病。
初平四年（公元193年），曹操的父亲曹嵩在返回老家的途中为陶谦部下所害，为报父仇，曹操东征徐州，连下十余座城池，并于次年（兴平元年）春退兵回到鄄城。
兴平元年春，太祖自徐州还，初，太祖父嵩，去官后还谯，董卓之乱，避难琅邪，为陶谦所害，故太祖志在复雠东伐。
韦曜《吴书》曰：太祖迎嵩，辎重百馀两。陶谦遣都尉张闿将骑二百卫送，闿於泰山华、费间杀嵩，取财物，因奔淮南。太祖归咎於陶谦，故伐之。
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夏，曹操让荀彧和程昱留守大本营，他自己带兵再次征讨陶谦。
这次又连下五城，一直打到东海边上。在退军途中，他还捎带着击败了刘备，并攻下襄贲——史书里还追加了一句：所过之外，杀人很多。
夏，使荀彧、程昱守鄄城，复征陶谦，拔五城，遂略地至东海。还过郯，谦将曹豹与刘备屯郯东，要太祖。太祖击破之，遂攻拔襄贲，所过多所残戮。
相比于《三国志》里的轻描淡写，《后汉书》则是过程详尽且毫不留情。而且，不是一般杀戮，是屠城，甚至鸡犬不留。
初平四年，曹操击谦，破彭城傅阳。谦退保郯，操攻之不能克，乃还。过拔取虑、雎陵、夏丘，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
东晋史学家孙盛对此大加鞭笞，说子报父仇，名正言顺，但打着报仇的旗号滥杀无辜就太过分了。
孙盛曰：夫伐罪吊民，古之令轨；罪谦之由，而残其属部，过矣。
可见，所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里面就有曹操的很大功劳。
战争是一项系统工程，决定胜负的不只是兵力多寡，还有后勤、谋略、心理、气候以及地势等诸因素。也就是说，打仗不是简单的群殴，人多必胜，人少必败。
中国战争史上曾有过多次以少胜多的经典案例，像巨鹿之战、彭城之战、昆阳之战、官渡之战、赤壁之战、淝水之战、虎牢关之战等等，
其中以曹操为主角的就有两场，战绩是一胜一负：胜是与袁绍的官渡之战，负是与孙、刘联军的赤壁之战。
不过，从裴松之的分析来看，官渡之战的所谓以少胜多是注了水的，而且水分还很大。
我们来看一下战争过程和裴注。
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十二月，曹、袁二人相持于官渡。五年八月，袁绍将大营稍稍往前作了推进，并依沙丘扎寨，东西军营长达数十里。
曹操也将阵营分列，与袁军针锋相对，不过，在试探性的交手中，曹军失利。尤其对曹操不利的是，当时曹军还不到一万人，受伤的还占了二、三成。
（建安五年）八月，绍连营稍前，依沙塠为屯，东西数十里。公亦分营与相当，合战不利。时公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
看到这里，裴松之不愿意了，连续发出灵魂追问，对本纪的记载表示了严重质疑。
首先，裴松之认为，曹操起兵的时候，原始资本就有五千，之后虽然不能说是百战百胜，但负的比例只占十分之二三。
况且在大破黄巾军后，他又一次性收编降卒三十多万，这还不算从其他地方受降的人数。如此一来，即便是每次打仗都有损耗，也不可能出现兵不满万的情况。
臣松之以为魏武初起兵，已有众五千，自后百战百胜，败者十二三而已矣。但一破黄巾，受降卒三十馀万，馀所吞并，不可悉纪；虽征战损伤，未应如此之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