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来，王文韶装聋作哑就有装不下去之势了——因为说他受贿巨万，他可以表示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所以越泰然便越显得问心无愧。但在他署理户部尚书任内，已经核销结束的案子，奉旨重新核算，便无异朝廷明白宣告：王文韶不可信任。
不但他自己如此想法，清流也在等候这样一个时机。自然又是张佩纶动手，时机也把握得刚刚好。眼见到了谷雨节气，京中的天气逐渐燥热，皇帝最不喜天热，尤其是北京城在清明、谷雨节气之中，天气干燥，让人虚火上升。他就是在这个时候，身体不适，连着三天卧病在床，连召见军机处，也只好在病榻上进行——这也更让他的心情坏到了极致，这样的天气虽然燥热，但屋外春光大好，自己却要拥被高卧，换做是任何人，也会烦闷的！
张佩纶的折子便是在这时候上的，缘由是“请饬廷臣引嫌乞养，以肃政体而安圣心”，在折子中，将王文韶贬得一文不值，说他“虽无秽迹，本亦常才，就令伴食中书，束身寡过，殆未能斡旋时局，宏济艰难；今屡受弹章，望实亏损，度其志气消沮，愤懑不平，内发叹咤之音，外为可怜之意，久居要地，窃恐非宜。”
接着引用乾隆朝的一个大臣，也是杭州人的梁诗正的故事。梁诗正物望不孚，高宗暗示他辞官，而梁诗正恋栈不去，于是高宗趁南巡经过杭州之便，命梁诗正在家侍养八十岁的老父，以为保全之计。张佩纶认为这个故事，正适用于王文韶：“例载：亲年八十以上，即有次丁终养者。王文韶母年八十有三，终鲜兄弟，养亲乃人生至乐，当此崦嵫渐迫，喜惧交萦，实亦报国日长，报亲日短之际。若听其去官终养，该侍郎家在杭州，有湖山以涤尘氛，有田园以供甘旨。”如其不然，就算王文韶“持禄保身，其子庆钧，及其交游仆从，狂恣轻扬，非王文韶所能约束，必令白首偏亲，目见子孙不肖之事，忧危惶惧，损其余年，殆非文韶所忍出也。”
最后是在‘以安圣心’这句话上做文章，说“皇上圣躬虽渐臻康复，犹宜颐养舒勤，乃二月初一日因邓承修劾王文韶，召见枢臣，初六日因两省报销案，又召见枢臣，此两日并无内外简放员缺，亦无各省急递章奏，当霜风渐厉之时，正几暇养和之日，乃以文韶奉职无状，至增宵旰忧劳。该侍郎夙夜扪心，能无悚愧？”因而要求：将他的这个奏折，交下军机处，‘令王文韶善于自处。’
皇帝也顺水推舟，不作任何表示的将原折发了下去。王文韶一看汗流浃背，识得张佩纶的严重警告，如果再不‘善于自处’，他还有更厉害的手段，要参劾他的儿子王庆钧以及门客仆从，仗势恃强，所作的许多不法之事。在他看，最恶毒的是，以为皇帝因为他的‘奉职无状’而‘宵旰忧劳’，当此春阳燥暖之际，亦不得安然怡养。这一挑拨，如果忽视，则圣眷一衰，真的可能有不测之祸。
于是，当天他就上了个奏请开缺的折子。皇帝胸有成竹，降旨慰留，预期着张佩纶必不罢休，要看他第二个折子，说些什么？
张佩纶的第二个折子，对王文韶展开正面的攻击，措词运用，却另有巧妙。共是一折一片，折子上说他才具不胜，如果皇帝据以罢斥，则发抄原折，可以不提报销案的弊端，对王文韶还算是顾面子。但要说服皇帝，则又非提报销案的弊端不可，因而加一个附片，指出两省报销案三可疑：第一疑：“王文韶曾在云南司派办处行走，报销之弊，当所稔知。此案既致人言，必有书吏在内，若于奉旨之日，即密饬司员将承办书吏，羁管候传，抑或押送刑部，岂不光明磊落，群疑尽释？乃谳传函牍屡传，机事不密，任令远扬，归过司员，全无作色。人或曰：文韶机警，何独于书吏则不机警？”
第二疑：“此案报销，将岁支杂款，全行纳入军需，本非常科，即疆吏声叙在先，亦宜奏驳，既已含混复准，经言者论劾，若户部即请简派大臣复核，则过出无心，犹可共谅。乃至户部堂官奏请复核，始与景廉面恳回避。风闻银数出入，散总不甚相符，且事先迅催兵工两部，不及候复，率先奏结，尤为情弊显然。人或曰：文韶精密，何独于报销则不精密？”
第三疑：“崔尊彝、潘英章为此案罪魁祸首，既据商人供称：汇款系为报销。状证确凿，该两员即属有玷官箴。周瑞清已经解任，该两员不先革职，亦当暂行开缺，乃迭降明谕，但曰：‘严催解送’。他枢臣即未见及，王文韶若欲自明，何以默不一语？人或曰：文韶明白，何独于该两员处分则不明白？”
张佩纶真不愧是清流中的健笔，字里行间的指责，皇帝当然看得出来，第二疑暂且不论，第一疑指王文韶故意放书办逃走，意在消灭罪证。第三疑是指王文韶包庇崔尊彝、潘英章。衡情度理，确有可疑。
因此，持着这一折一片，皇帝便开始认真考虑让王文韶走路。继任人选，倒是早就想好了的，此刻还要考虑的是，张佩纶分析事理，精到细致，不光是会骂人、会说大话。然则该当如何重用？思考未定，便只有暂且搁置，于是王文韶第二次上折辞官，又蒙慰留。但语气跟前不同了，说“览其所奏各情，本应俯如所请。不过军机处及总理各国事务办事需人，王文韶尚称熟悉，着仍遵前旨，于假满后照常入直。”
这‘尚称熟悉’四个字，是军机章京看风头所下的贬词，经抱病复起的奕和文祥商量过，奏请裁可而见诸明发上谕的。熟悉朝章故事的，一看王文韶落得这四个字的考语，就知道他非得辞官不可了。
王文韶自己却还有些恋栈之意，因为他的亲族故旧，门客僚属，平素出入门下的一班人，聚讼纷纭，意见甚多。主张自己知趣，及早抽身的固多，认为反正面子已经丢完了，里子不能不要也有，皇帝虽然精明，但这十余年中，因为当年事情的缘故，于他总是有几分慈蔼，若是能够有得力之人在皇上面前进言，也不见得会听信张佩纶的话，罢斥一部尚书。再有一派认为要引退也得等些时候，张佩纶一上弹章，随即请辞，看来完全受他摆布，面子上未免太下不去。
王文韶对这个看法，颇有同感，还想看看再说，无奈坏消息不一而足。先是江苏巡抚奏报，据崔尊彝的家丁呈报，说他家主人在丹徒县旅途病故。丹徒县就是镇江府城，虽为循运河入长江、到皖南的必经之地，但崔尊彝死在一月初，丹徒县接到崔家家丁的呈报是在二月，何以在镇江逗留如此之久，又何以迟一个月呈报，情节自然可疑，所以上谕命当地官府确切查明，崔尊彝是否病故？
其实用不着查，与江苏巡抚卫荣光的奏报同时传到京里的消息，说崔尊彝是服毒自杀的，这就见得情虚畏罪了。朱光第听得这话，大为紧张，案中两名要犯，已经去了一个，如果潘英章步崔尊彝的后尘，也来一个‘病故’，那时死无对证，周瑞清可以逍遥法外，全案亦就永远要悬在那里，因而不能不采取断然的手段。
他做事向来有担当，也不必禀明堂官，将王敬臣和周瑞清的家丁谭升，秘密传讯，软哄硬逼，终于又榨出来一些内幕。据谭升供认：崔、潘二人到京后，跟他家主人都常有往还。这倒还不关紧要，王敬臣供出来一段事实，对周瑞清却大为不利。
他说：潘英章从他那里取去的银票，其中有一张是由百川通票号来兑现的。于是传讯百川通的店东，承认周瑞清跟他的百川通有往来。上年九月间，周瑞清拿来一张顺天祥的票子，存入百川通，换用了他那里的银票，显然的，这是周瑞清的一种手法，不愿意直接使用顺天祥的银票，免得落个把柄。
此外王敬臣还说，有个户部云南司的‘孙老爷’，也曾经拿潘英章用出去的票子，到他那里取过银子。这都是‘通贿有据’，户部奏请将周瑞清暂行革职，以便传讯。户部云南司的‘孙老爷’，是不是主稿的郎中孙家穆，自应查究，亦请先行解任。
照准的上谕一下，朱光第立即执行，亲自带人逮捕周瑞清，先送入户部‘火房’安置，不准家属接见。送进去的铺盖、用具、食物，无不仔细检查，连馒头都掰开来看过，怕内中夹着什么纸条。
事情进展到这一步，案情逐渐明朗，而王文韶也再不能安于位了，上了一份奏折，请求归养。
王文韶辞官，报销案却不能就此底定；正好相反，皇帝有意借此再度掀起朝局中的大波澜！
在恭王与曾国藩等人想，王文韶开缺，户部一案就算有了结果，邓承修指责军机颟顸无能的话，可以略而不提，至多轻描淡写地解释几句，便可交代。那知二月十六日的早上，军机处叫起的时候，皇帝问道，“邓承修的话说得有理。军机上总不能不认个错吧？”
恭王愕然，不知这个错怎么认法，向谁去认？如果错了，就得自请处分，既然他这样发话，自己就该有个光明磊落的表示。于是他略略提高了声音答道：“臣等处置谬妄，请皇上处分。”
话中有点负气，是谁都听得出来的，皇帝心虽不悦，倒也容忍了。不过这一下更为坚持原意，“这处分不处分的，日后再谈！”他说，“在朕这里，尔等都是国家柱石，偶尔有监理不到的，总还能为你们遮掩一二；但举国滔滔，众口籍籍，对言路上不能不有个交代。明发的上谕，天下有多少人在看着，错一点儿，就有人在背后批评。听不见，装聋作哑倒也罢了，既然有人指了出来，不辩个清清楚楚，叫人心服口服，朝廷的威信可就不容易维持了。”(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起点（qidian.com）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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