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耕耘者有其田，务工者有其职，经商者有其利，天下便可太平，臣以为，三者皆因一视同仁，并没有贵贱之分。”
翁同龢回道：“流民也好，工商也罢，二者只可作社稷之辅，士子与农者，才是社稷之本，若本末倒置，天下人对工商之事趋之若鹜，必定天下大乱。”
载洸轻笑了下，接着说道：“无论是商人工人，还是学子农民，只要能安分守己，忠君爱国，便是我大清的子民。
若做出不利于国家之事，那便是罪人。四者皆是我朝百姓，皆是国之根本，只有相辅相成，才能造就太平盛世。所谓士农工商，不过是过时的论断。
当下，中国最大的敌人，是对我国觊觎已久的列强和日本，且洋人的科技已远胜我大清，若不奋起直追，取长补短，恐日后备受列强所害。
而工人和商人，正是发展科学技术的关键之所在，断不能轻易贬低。
正所谓穷则变，变则通，我辈若不思变，等到大变之时，悔之晚矣。”
听到前面两个观点被载洸轻易驳倒了，翁同龢有些恼羞成怒地说：
“若天下百姓个个势利，不安守本分，有利可图则为之，无利可图则弃之，形成贪婪萎靡之风，朝廷又将如何自处？
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洋务盛行，致使土地、矿场、人民日益受制于商贾。
若朝廷将天下让给了那些唯利是图的商人，只怕是养寇为患，自取灭亡！
商人为了搜刮钱财无所不用其极，哄抬物价，巧立名目，最后银子都会流到那些无良奸商口袋里面去，导致国家积贫积弱。
贝勒爷口中的思变，只怕白白断送了大清的江山社稷！”
载洸神色沉稳，大有风雨不动安如山的气势。
既然那些高谈阔论的士子喜欢引经据典，那就用他们引以为傲的东西打败他们；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
载洸短暂地思考了片刻，随即又说：“《史记》有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普天之下，芸芸众生，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奔波，此乃人欲，断不能绝，也不可绝之。
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只会扼杀人的创造力，对于这个日新月异、内忧外患的世道，已经不再适用。
农不出则乏其乏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
物以稀为贵，货物若流通于市井，则是民之所需；既然需要，便可产生利润，民众从事于能获取利润的事业，是人之常情，也是良好的迹象，并不是什么大祸。
民富则国强，若天下人人皆有利可图，不必拘泥于一方田土，而能追求更加富足的生活，则百姓安居乐业，国泰民安。
古往今来，下官还未曾听闻，有有哪个圣君畏惧民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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