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构此人，也算是与奸相有缘了。所谓嘛人玩嘛鸟。黄潜善、汪伯彦、王渊、秦桧、万俟卨、汤思退。。。
何况，在大宋宣和年后到南宋过渡的这段岁月里，碰着奸相成为了大概率事件。赵构也算家门不幸，全大宋几乎一大半的奸相，全被他们父子三人碰上了。我们随便算算，蔡氏父子宰相、宣相童贯、无耻宰相王黼、浪子宰相李邦彦、卖国宰相张邦昌。。。
今次，赵九首先遇上的，是黄潜善、汪伯彦。这俩挫人之前也不是什么大牌，只不过是赵构落魄之时亲近的攀附小人罢了。新朝廷开张，靠这种挫货肯定不行，于是赵构就把在民众中声望极高的李纲请了出来。不过李纲刚则易折，在与群宵的相处中并不愉快，在相位七十几天就罢相了。
现代学者杨德泉指出，张浚于建炎中为御史时，亲附投降派宰臣汪伯彦、黄潜善，首劾抗战派宰臣李纲，纲在位七十五日被劾罢相，浚犹论劾不已。建炎初，李纲入朝，首正张邦昌僭逆之罪，斩宋齐愈等从逆之臣，中外鼓舞。汪、黄却百般阻挠，而张浚首劾李纲“以私意杀侍从，典刑不当有伤新政，不可居相位”，还论李纲“杜绝言路，独擅朝政”等十数事。于是李纲遂罢相奉祠。而张浚犹抨击不已，诬称靖康之祸，二帝被掳，皆李纲之罪，甚至直指为“国贼”（《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于是李纲落职，责鄂州居住。所以史学家王鸣盛不平道：“人知沮纲而逐之者汪、黄也，而浚实沮抑之。史以汪入奸臣传，而曲誉浚，乌得为公论乎！”（《蛾术编》卷六十）此后，汪、黄把持朝政，培植私党，国事日非，广大军民无不切齿痛愤，而身居言职的张浚，对汪、黄误国之罪却“缄口不言”。原来，其御史之官乃黄潜善所提拔，后张居相位，仍不忘其恩。 同时，张浚奏劾李纲时所论救者，多为伪臣叛党，所攻击者，如陈东、胡珵等抗战派人物，无一幸免。王鸣盛指出：“陈东力言汪、黄不可任，李纲不可去，东竟坐诛，东之死，浚有力焉。”（《蛾术编》）陈东既死，张浚又奏劾秘书省正字胡珵曾笔削东书，“意欲使布衣草莱之士，挟天子进退大臣之权”。于是胡珵罢官，编管梧州。
这种说法就是把弱鸡张浚直指为群宵巨奸了，这种的是给他贴标签、站队伍的做法。在我看来，张魏公张巨侠这个人，还真不好盖棺定论呐。他肯定是爱国的，肯定是不想卖国求荣的，也没有主观伤及国家利益以满足一己欲壑之举。
最大的政治斗争，当然是杀人，如果以杀人为标准，赵九时代大概算大宋宫斗得最极致的了，国破家亡、随时崩盘的局面，当然不是其他宋皇的雍容优雅所能比的。历高宗时代，与其它宋皇不同，大张旗鼓地杀文臣有两次，一次是张邦昌案，一次是陈东案（在誓不杀文臣的大宋朝，显得那么另类啊）。张邦昌另述，陈东就是个大号愤青，擅长搞民众运动、街头政治，煽动学潮、上书伏阙何止七八次，一说就是要诛这个、杀那个的，除了要杀人没有其他想法。
曾经另一个大张旗鼓地杀文臣的宋皇是赵九的兄长赵桓，其诛杀六贼的大事件，就是陈东一伙人鼓动起来、裹挟民意促成的。其实，太平盛世，容纳下陈东这种极端的异见分子，还是能彰显宋皇的宽容度量的。而国难当头的时刻，陈东还这么搞，渐渐把赵九惹急了，就动了杀念了。（当然，陈东认为要杀的，也都是祸国殃民、恶贯满盈的大奸，所以你还真不能说他做得不对。不过我始终认为，单纯搞政治没有杀头的罪过。如果某奸臣搞得天怒人怨的，那必是体制纵容的。奸臣的罪恶归奸臣，体制的罪恶归体制，奸臣没有必要替体制担责，一味归罪于奸臣，有替体制洗白的嫌疑。另外一味靠杀，也肯定不是政治文明的发展方向。大家在底线之上博弈而已，如果这也能伤及多数人利益，只能说这个框架本身有问题，权力不受遏制；至于博弈无底线，那是另罪另论，与政治扯不上关系。）
当然，赵九很快就后悔了，一个是赵桓从北国带回的对赵桓自己轻杀文臣、违背祖训为教训的泣血之言；一个是赵九绝嗣后对赵九自己轻杀文臣、违背祖训感到苍天有眼的悔意，所以就给陈东平了反。陈东这样的大愤愤大概只适于放在供桌上供人瞻仰，指望这样的人干事、力挽狂澜是不可能的，他现在应该依旧还在中华文化历史的供桌上面摆着罢，接受着一代又一代愤愤的祭拜。
而张邦昌则是李纲力主要杀的。因为张是个象征，是集汉奸于大成者的象征，杀他有助于树立己方的光辉形象。至于具体研究他造成的实际危害有多大、研究杀他造成的危害又有多大，似乎不是愤愤们考虑的因素。从这一点说，李纲也有愤愤的一面；而张浚正好也是个大愤愤。杀张邦昌当然也是不够的，整个张邦昌反革命集团都要杀。于是当初推举张邦昌时，大佬们装聋作哑的好处就显现出来了。而当时首先承认金人意属张的宋齐愈就成了倒霉蛋，成为张邦昌集团的首领之一的罪证，也被一刀斩之。作为宋齐愈的好友的张浚，自然不平，就跳出来与李纲放对了。两个愤愤的意气之争，画面自然美不胜收。愤愤的特点就是，不问对错，只问立场，贴标签、树靶子、唱高调、扣帽子。李纲、张浚，作为朝中有数的主战派（拥立张邦昌时，张浚与赵鼎等逃至太学躲避，以示立场，所以张浚绝不是张邦昌派），全面开战，最终得利的必然是投降派。张浚未必是奸党，只不过他的很多弱智选择符合奸党利益罢了。
真就来说，赵九虽然号称阴险毒辣，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未必就是减分项，只不过是我们后世者，站着说话不腰疼对其作出的道德评价罢了。当时首都陷落、二帝为囚，原统治者失其鹿、外来者来不及建立起自己的统治的情势下，当真是天下各路好手都蠢蠢欲动、虎视眈眈的美好时代。就赵九这种生宫长妇的半大小子，谁把他放在眼里？宗泽当着他的面敢杀王云；苗傅当着他的面敢杀王渊。且不论王云、王渊是不是该死，这皇权的被毫不留情地践踏是显而易见的。
后世有个南明时代可以作参考对照组。同样是外族入侵、家破人亡，“万事不如杯在手，一生几回月当头”的弘光帝，在东林大佬与马士英、阮大钺等奸党的拉锯中，在淮四镇、左镇等军阀的玩弄中，显得那么的无邪或者无奈，而弘光王朝也很快地烟消云散了；后来的隆武帝、永历帝也差不多，官僚、海盗、反贼全部军阀化、相互争权夺利、甚至义气相争，谁把皇帝老子放在眼里？赵构要是是真像朱家那几位天真可爱、人畜无害，大宋只怕是早就凉凉了。赵构坏是坏，但从当时情景看，这个坏人比相同位置上坐个好人还对中华民族有利一点，所谓“坏政府胜过无政府”大抵就是指这种情景吧。（就搞政治而言，好人的意思就是无能。能坏方能好。比如公认的好皇帝李二，那坏起来也是无边无沿的。只不过赵九光顾着坏了，没顾得上好一好。）
当然，这一切并不妨碍我们骂赵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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