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生意与公平。
两宋商业登峰造极，较前代盛世大唐更见繁荣，中华商业从被鄙视一步步走向唐宋，着实不易！宋代之时，唐代施行的坊市分区制度彻底被颠覆，居民区同市肆相混，宵禁也取消，有些店铺通宵营业。买卖昼夜不绝，无论风雪，行人如织。龙津观夜市，灯火亦煌煌。夜市一直喧闹到夜半三更，不等将将安静片刻，四更时分，山寺鸣钟，街上有人报晓，早市又开张了。
令后人扼腕痛惜的是，中华商业在两宋达到顶点后，迅速回缩。元朝太短不谈；明朝禁海，与全世界的大航海时代唱对台戏；清朝晋商、盐商等官商勾结横行，后期买办商业崛起（都是些畸形），正经的自由商业时代，已经离中华愈行愈远了。再后来计划经济独霸，再后来计划经济虽然崩溃，权贵生意依然欣欣向荣。。。中华商业模式一直在歧路上。在一个没有商业传统，商业逻辑极差的社会，却被引入搞那些不三不四的勾当，这就是现今所谓PY生意到处都是的局面了。从无商不奸到无奸不商，中华社会到底是经历了什么呀。
其实商业再发达、表面再昌盛，也无法彻底掩盖中华文化彻底缺乏商业基因的软肋。缺乏商业基因的一个表象是缺乏商业逻辑。商业逻辑大致分为博弈与契约两方面。
中国自古缺乏契约精神也是常说的事，所以中国喜欢拿信义说事，缺什么补什么嘛。问题是契约精神是民权政治的基础。我们常爱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这个问题上是毫无疑议的。所以中国在政治体制改善上举步维艰，不是偶然的。
中国的博弈精神，也是相当缺乏的。所有的统治术，都是以压制破坏对手的博弈能力为自得的。比如，周厉王面对国人的舆论博弈，采用的是“朕能弭谤矣”。结果国人道路以目，大家恶性博弈，最终两败俱伤。所谓博弈，是指各方尽可能地寻取自己的最优解。显然各方共同博弈最好是能得出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最优解的，是为纳什均衡，这个博弈就应该是共赢博弈。从商业角度描述就是讨价还价。交易不成是事实上最大的不公平。
回到宋朝这一母题，宋还是有些拿得出手的东西的。比如，夹室誓碑，被誉为中国的大宪章。宪章是什么？是真正的屁民与统治者签订的契约。没点契约精神还真守不住毁约的冲动，比如钦宗高宗伸手沾血。这也证明宋朝的契约精神还不完善。
再比如，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就是一种推进博弈自由的举动。中国传统来说，首先不是良性博弈问题，而是争取更好更公平更自由的博弈环境的问题，宋朝无疑在此方向上有进步。当然博弈自由没有扩展到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头上，说明大宋的推进博弈自由的举动还有更进一步的余地，但就博弈而言，有总比没有好，多总比少好。所以，商业并不是仅仅有着字面上的意义，而是有着对上层建筑潜移默化的影响。
中国自古存在的商业书籍，都十分霸道与不公。这给了攻击这些商业书的人以借口。但是，霸道与不公不该是商业的特质，而应该是相反。比如，《商君书》汇集的是法家卫鞅的观点，却打着商的旗号贩卖自己“反商主义”的私货，败坏商的名声，真是无耻之极。（所以人们说，对某种思想最好的消灭方法，不是打压，而是消解与重构。）
另一本令人恶心的商业书叫《盐铁论》，是反映武帝时的酷吏桑弘羊的观点。（所谓“盐铁”即国进民退、与民争利那一套）。其书以管子的“官山海”为要旨，（即一切需要国有化。）以对话的形式批驳儒家。结果造成占据社会话语权的儒家的反弹。一种国家主义披着商业的外皮干涉社会与知识分子，却让商业去承受知识分子的批判，没有比这种更无耻的了。
其二，商业文明与社会结构。
从中华的传统社会结构分析，一元化倾向十分明显。所以在单一权力的压制下，其他势力不容易发育，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天无二日，一山不容二虎，上位者对大一统的过分追求，是中国社会商业势力难产的最根本原因。从上古的富贾来说，首富陶朱公是政棍范蠡变身的结果、商人吕不韦说搞政治是获利无数的买卖、大富翁邓通以捅换铜，商业就这样卑鄙地跪在政治的胯间，再也脱不出身子来。这是中国的悲哀。（鄙商主义遗毒至今的一个证据是，独立的、制衡权力的商业资本在中国从来也没有干过坏事，甚至没有出现过，中国近现代偏偏找一个妖魔化商业资本的偏激学说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中国社会对商业文明的深深敌意也真是的。）
商业文明是通过商业方式对人的权利和价值的实现。我觉得这话十分有道理。商业势力是强大的，但它并不与人类社会历史上其他庞然大物一样，以咄咄逼人的方式出现。